这些消息无法得到持续核实。
电网和卫星失效后,境外信息来源迅速减少。倖存者只能依靠零星的短波广播,以及偶尔从船上带来的说法,拼凑外界的情况。消息往往互相矛盾,真假也难以分辨。
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阳光的变化。
夏末开始,日照明显减弱,气温也逐渐偏离往年的节律。黑雨落下后不久,各地又出现了另一种更难以控制的灾害。
孢子感染开始蔓延。
孢子可以经伤口进入人体。雨衣开缝、伤口沾过黑雨的人,常常先在手腕、脖颈等部位出现红疹,随后在两三天內高烧,接着开始说胡话。
多数感染者会在持续高烧中死亡,少数感染者则出现更为严重的精神和行为异常。
他们失去正常神智,癥状接近狂犬病,会向身边的人扑咬,但身体无法长期维持这种状態,最终仍然会死亡。
灾后各地对这种感染的称呼并不一致,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名称已经不重要。最初,人们还会尝试辨认谁只是发热,谁已经出现异常;后来,当同一处安置点接连有人发病,隔离空间和医疗人员都不足以应对时,任何迟疑都可能使感染扩散。
黑雨带来的健康威胁并不只有孢子。
腹泻、脱水、高烧和咳血也在同一时期流行。
入秋以后,凈水不断被污染,无法获得乾净饮水或者过滤不得当的人开始成批发烧、腹泻,继而出现严重脱水。
水源污染、医疗资源不足和人口聚集互相叠加。
即使侥倖逃过海啸、地震和火灾,倖存者仍然要面对持续的感染风险。
四、安全区并不等于安全
灾后不久,北方若干电台开始播报安全区和救援信息。
广播宣布“北方重建带已建立”
,并以蓝色安全区旗帜作为標誌。
对仍在逃难的人而言,这些消息意味着北方可能存在尚能维持秩序的地区,也意味着他们并非只能在废墟之间漫无目的地逃亡。
但最早的应急广播没有提供具体坐標。直到8月,广播才开始循环播放坐標和路线。
信息的缺失使转移变得更加困难。
道路上既有仍在接收人口的安全区,也有早已撤空的校舍;既有真正设立的收容点,也有冒用蓝旗的地点。
逃难者无法仅凭旗帜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可靠,也无法确定广播中的地点是否还在运作。
北方高地、保州及更北的一些地区,确实保住了局部电力、仓储、武装力量和行政人员。部分安全区逐渐恢复基础供电,开始农业试种,也能够组织短途救援。
然而,这些地区并没有因此连成一片。断裂的道路、失守的城市和无人管理的地带,将各处仍能维持秩序的区域分隔开来。
一个安全区能够维持供水和收容,并不代表可以把物资送到另一个安全区,更不一定能控制两地之间的道路。
所谓重建带,在这一阶段仍只是若干能够独立生存的节点。它们尚未形成连续的辖区,也没有能力恢复灾变前的行政和交通网络。
县镇一级的情况尤其糟糕。
许多临时安全区设在学校、厂区和政府院落,依靠原有库存以及偶尔到来的外部补给维持。
起初,这些地方还有人员管理秩序、组织发放物资,并试图接收不断到来的倖存者。但随着道路中断、疾病蔓延和库存消耗,原有安排很快撑不下去。
有记录的一处临时安全区登记了三千多人。道路断开后,外部补给无法抵达,供给不断缩减,最后人均饮水分配只剩每人每天一升。
发烧的人一律送进感染区隔离,但隔离区很快失去足够的空间。排水管道堵塞后,污水无法及时排出。随着死亡人数增加,原有设施已经无法满足最基本的卫生要求。
安全区依靠库存生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修复生活供应系统,也无法解决持续涌入的人口。多数安全区并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失去所有物资而崩溃,而是逐渐失去维持秩序的能力。
最终上级下令停止收容,核心人员和装备向现存官方靠拢收缩。
安全区內的倖存者未必还有车辆可乘坐。没能列入优先转移名单的人,只能自行寻找出路。
沿铁路设置的临时指挥点也很快人去岗空。指挥人员撤离后,部分地方失去上级联络,剩下的管理机构只能自行处理问题。
嘉余的官方撤离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中途断掉的。
地方武装占领县政府大楼,拿走武装部的枪和撤离点剩余的物资。原本依靠行政体系组织起来的撤离,最终没能完成。
沿海和临江一带,官方空投计划一再改期,随后广播也不再响起。等待消息的人逐渐发现,已经没有一个能够确认的渠道告诉他们援助何时到来。
有人选择继续等待,也有人开始离开原来的安置点,在断路和洪水之间寻找新的去处。
五、大城市的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