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
两个老头抱在一起,哭得像孩子。建国和平和站在旁边,看得眼睛也红了。
陈大勇在沈家菜馆住了三天。三天里,两个老头每天都在厨房里。陈大勇炒菜,嘉禾打下手;嘉禾炒菜,陈大勇在旁边看着。他们不说话,但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从来没有分开过。
陈大勇尝了嘉禾做的葱烧海参,沉默了很久,说:“嘉禾,你做得比我好。我的海参,缺了点什么。”
嘉禾说:“缺了北京的葱。台湾的葱太甜了,没有那股子冲劲儿。”
陈大勇哈哈大笑:“对!就是缺了北京的葱!”
临走那天,陈大勇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把菜刀——刀柄上刻着“陈”
字,正是当年他差点锯开的那把。
“嘉禾,这把刀我带去了台湾,又带回来了。四十四年了,它还是完整的。咱俩也是。”
嘉禾接过刀,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刀身磨得锃亮,刀刃锋利如初,刀柄被汗水浸润得油光亮。他在这把刀上看到了四十四年的岁月,看到了陈大勇在异乡的灶台前,用这把刀切菜、剁肉、片鱼,炒出一道道带着家乡味道的菜。
“大勇,你回台湾后,这把刀怎么办?”
陈大勇拍拍他的肩膀:“我有的是刀。这把,留给你。等下次回来,我再带回去。”
这一别,又是二十二年。
四
2o15年,陈大勇最后一次回大陆。他已经八十二岁了,身体大不如前,走路要拄拐杖,说话也有些含糊。但他还是执意要来北京,要再看看沈家菜馆,再看看嘉禾。
那天嘉禾在门口等他。两个白苍苍的老人对视了很久,然后同时笑了。
“大勇,你老了。”
嘉禾说。
“你不也老了?当年咱们认识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头小子呢。”
陈大勇的声音沙哑,但那股子河北梆子的味儿还在。
那一次,陈大勇没有进厨房。他坐在共享厨房门口的竹椅上,看嘉禾炒菜。嘉禾炒了一个葱烧海参,端到他面前。陈大勇尝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嘉禾,就是这个味儿。四七年冬天,咱俩在你家厨房里,你第一次给我做这个菜,就是这个味儿。六十八年了,一点没变。”
嘉禾在他旁边坐下,两个老人沉默地看着胡同里的槐树,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共享厨房里升起的炊烟。
“大勇,台湾那边,你的手艺传下去了吗?”
嘉禾问。
陈大勇点点头:“传了。我儿子瑞昌,从小跟我学,现在在台北永康街开了个店,叫‘陈记食铺’。生意还不错,但他总说,做不出我那个味儿。”
嘉禾说:“不是做不出,是火候不到。再给他十年,就行了。”
陈大勇摇摇头:“不是火候的事。是他没在大陆待过,没吃过真正的大陆菜。他做的菜,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根’。”
嘉禾沉默了。他知道陈大勇说的“根”
是什么意思。那不是食材的问题,不是调料的问题,甚至不是手艺的问题。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这片土地的气息,是这胡同里的人情,是这灶台上升腾了千百年的烟火气。
“大勇,”
嘉禾忽然说,“咱们能不能把两家的菜放在一起,出一本书?”
陈大勇眼睛一亮:“你是说……北京和台北,沈家和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