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海把铅笔放在桌上,两只手——右手的五指,左手齐腕断掉的残肢——都压在桌沿上。
“司令员,”
他说,“这三年我打了多少仗,我自己都数不清。可我从没像这几天这样,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全是那些牺牲的弟兄的脸。”
他低着头,看不见表情。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白死的。我想知道我的那些错,有没有让本来能活下来的人没能活下来。”
炉子里的炭火出一声轻微的爆裂。
林锋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新民县普通的农家院落,几间土坯房围成的小院,墙根堆着金黄的苞谷,一只黑狗卧在柴垛边打盹。远处隐约传来出操的口令声,是特种纵队直属侦察营在晨练。
“周大海,”
林锋没有回头,“你打了三年仗,立过两次特等功、四次一等功,失去一条胳膊,带出来的兵能从连扩编到旅。你觉得你那些牺牲的战友,需要你替他们检讨吗?”
周大海没有说话。
林锋转过身。
“他们不需要你检讨。他们需要你把仗打赢。”
周大海抬起头。
林锋走回桌边,拿起那叠写满字的草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
“但你刚才写的这些,每一条都对。”
他说,“兵力配置、弹药管理、预备队投入时机,这些都是经验。是用命换来的经验。”
他把草稿纸放回桌上。
“你是特种作战纵队的副司令员。你的责任不是替死人后悔,是让活人不用再犯同样的错误。”
周大海沉默了很久。
他伸手把那叠草稿纸拢在一起,理齐,用右手按着边角,左手残肢压住纸面。
“司令员,”
他说,“我想把这些整理出来,编成教材。”
“好。”
“不光黑山这一仗。从1946年四平开始,我们打过的每一仗,胜仗败仗、经验教训,我都想写下来。”
“好。”
“以后纵队新兵入伍,第一件事不是练射击,是先读这个。”
林锋看着他。
“你自己写。”
周大海点点头。
他把那叠草稿纸收进抽屉,站起身,把军装扣子一颗一颗系好。空荡荡的左袖管被他别进腰带里,露出的一截在晨光里白得刺眼。
“司令员,”
他说,“我去出操了。”
“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