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7日,靠山屯,清晨。
屯东头王铁匠家的西厢房被临时改成了手术室。窗户用厚棉被遮得严严实实,只留一盏煤油灯挂在房梁上。沈寒梅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袖子挽到肘部,正用煮沸过的镊子清理陈永贵腿上的伤口。
“麻药还有多少?”
她头也不抬地问。
旁边帮忙的女卫生员小刘看了看药箱:“只剩半支普鲁卡因了。”
“够用。准备缝合。”
陈永贵躺在门板搭成的简易手术台上,嘴里咬着一条卷起的毛巾。麻药的效果有限,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针线穿过皮肉的牵引感,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疼就喊出来。”
沈寒梅的声音很平静。
陈永贵摇摇头,把毛巾咬得更紧了。
门外,林锋和陈启明并肩站着。透过门缝能看到屋里晃动的身影,能听到器械碰撞的轻微声响。
“能保住吗?”
陈启明问。
“看造化,”
林锋点了支烟,“沈医生说,如果三天内不感染,这条腿就能保下来。但以后可能……”
他没说完。
陈启明懂了。一个瘸子,在战争年代意味着什么,他们都清楚。
院子里,其他队员正在休整。王小河在擦枪,动作一丝不苟;周大海在教几个新学员怎么绑绷带——他用仅存的右手示范,牙齿咬着绷带的一头,动作依然熟练;孙老四在检修那台从辽河带回来的电台,赵有福在旁边指导。
“老陈,”
林锋忽然说,“昨晚我看了你们破袭组的战斗报告。周小虎那孩子,表现不错。”
陈启明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是不错。第一次上战场,腿被打穿了都没哭。爆破技术也扎实,图纸画得比很多老工兵都清楚。”
“但他不适合继续在一线了。”
陈启明沉默。他知道林锋说得对。腿伤会影响行动能力,在特种作战中,这往往是致命的。
“我想让他转到技术组,”
林锋继续说,“跟赵有福学无线电,跟孙老四学机械维修。他的手还能动,脑子也好使。”
“他愿意吗?”
“我去说。”
正说着,门开了。沈寒梅走出来,摘下沾血的橡胶手套——这是从国民党军医那里缴获的,整个教研室只有两副。
“手术完了,”
她脸色疲惫,“骨头接上了,伤口缝合了。接下来三天是关键期,不能移动,要随时观察有没有感染迹象。”
“辛苦。”
林锋递过去一条湿毛巾。
沈寒梅接过,擦了擦脸:“麻药都用完了。下次再有人受伤……”
“不会有下次,”
林锋打断她,“至少短时间内不会。”
但这话说得没什么底气。战争还在继续,伤亡怎么可能避免?
上午九点,靠山屯的打谷场上。
林锋把全体人员集合起来。八十七人,除了躺在屋里的陈永贵和四个重伤员,其余都在。很多人身上还缠着绷带,但站得笔直。
“同志们,”
林锋扫视着每一张脸,“过去四天的行动,我们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法库佯动成功牵制了敌军,辽河破袭迟滞了廖兵团的东进速度。上级首长发来嘉奖电,表扬我们‘以少胜多、以奇制胜’。”
队伍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但很快安静下来。
“但是,”
林锋话锋一转,“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七位同志牺牲,五位重伤,轻伤者几乎人人都有。陈永贵同志的腿可能保不住,周小虎同志要养伤至少一个月。”
打谷场上鸦雀无声。风卷起尘土,在阳光中打着旋。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林锋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值不值得?用这么多鲜血,就为了炸几座桥、放几串鞭炮?”
他停顿了几秒,让这个问题在每个人心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