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凡我朱家子孙,后世为帝者,若有敢效仿鞑虏,视百姓如草芥,出‘皆其自作之孽’等言论,或纵容军队屠戮掳掠者,天下共击之!可废其位,另立贤明!此条给咱刻在祖训里,传之万世!”
朱元璋的应对,是极端的、彻底的、充满仇恨的预防性灭绝与清洗。他将清朝的暴行视为“胡虏”
不可更改的兽性证明,从而更加坚定地推行其“犁庭扫穴”
、文化清洗、严格华夷大防的极端政策。其核心思想是:唯有从物理和文化上彻底消灭或同化异族(尤其是女真),并灌输最强烈的仇恨与警惕教育,才能避免后世华夏重蹈被如此“反人类”
政权征服和奴役的覆辙。在他眼中,对“胡虏”
的任何一丝仁慈,都是对华夏子孙的残忍。
北京,永乐朝。
朱棣站在殿中,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与阴沉。姚广孝、夏原吉、张辅等重臣侍立,皆默然无语,殿内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夕。天幕所揭示的清朝一以贯之的、从开国到“盛世”
的残酷暴行与统治心态,其血腥程度与系统性,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陛下,”
良久,夏原吉方沉痛开口,声音沙哑,“天幕此番所陈,骇人听闻,旷古罕见。自努尔哈赤‘杀穷杀富’之种族清洗,至皇太极、多尔衮‘屠城屠村’之征服战略,乃至康熙所谓‘盛世’下‘皆其自作之孽’之冷酷心肠,可见其政权之立,非以德,非以礼,纯以暴力恐怖为基。其治下,非以民为本,实以满洲为尊,视他族如刍狗。此等行径,非惟人道沦丧,实乃文明之敌。我朝当引为巨鉴,深自警省。”
张辅身为武将,亦感齿冷心悸:“末将征战多年,深知兵凶战危。然两军交战,祸及平民,已属不仁。如清虏这般,以屠戮平民为战略,以掳掠奴役为常事,甚至战事已定,仍纵兵抢掠,视民苦为自取,实乃军人之耻,武者之辱!我大明将士,断不可效此禽兽之行。军纪之肃,仁恕之心,当远历代,方显王师本色。”
姚广孝长宣佛号,面露悲悯:“阿弥陀佛。杀业如此之重,怨气凝结,其国祚焉能长久?康熙帝虽有种种政绩,然其心底对亿万汉民之冷漠与归咎,已种下来日仇恨之因。以暴得国,终将以暴失国。我大明得天下,虽亦有征伐,然太祖高皇帝倡‘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乃是吊民伐罪,有大道之名。陛下北征蒙古,乃为消弭边患,非为屠戮。然观清虏之鉴,可知为君者,胸中若无‘仁’字,若无对天下生民之同等悲悯,则武功愈盛,其害愈深。今日之高丽,他年或为地狱。”
朱棣默然良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剑柄上的纹路。他北征大漠,五出塞外,深知战争的残酷,也明白对异族的威慑有时必须依靠雷霆手段。但他自问,从未将屠戮平民、掳掠为奴作为国策,更不会在战事已定后,说出“皆其自作之孽”
此等推诿冷酷之言。他的目标是“四夷宾服”
、“万国来朝”
,是建立以大明为核心的天下秩序,而非单纯的种族灭绝与奴役。
“清虏之行,非人君之道,乃盗匪之术。”
朱棣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其所以能猖獗一时,乃明末政乱民疲,兼有其凶悍野蛮,乘虚而入。然其治国,纯恃暴力与民族特权,未能真正收服人心,化解仇恨。康熙所谓‘仁政’,根基已歪,故其‘盛世’不过沙上之塔。我大明欲享国长久,必反其道而行之。”
“传朕旨意。”
朱棣的目光扫过群臣,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其一,严申华夷之序在于王化,非在杀戮。对蒙古、女真、西南诸夷,当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剿则为除其恶,抚则为导其向化。凡归附部族,需遣官教化,渐习华风,鼓励通婚(需自愿),给予生计。严禁将其整体视为奴仆或劫掠对象。对其上层,可封爵赏赐,然需置于朝廷监管之下,防止坐大。绝不可行清虏‘杀尽’、‘屠灭’之策。”
“其二,强化军队纪律,明确‘仁义之师’本色。修订《大明军律》,增补严惩杀降、屠戮平民、掳掠人口、奸淫妇女、毁损民居祠堂学堂等条款,惩罚需极其严厉。设立专门的军纪监察御史,随军行动。每克一地,要任务是安民、赈济、恢复秩序,严禁抢掠。将士功赏,以斩将夺旗、开疆拓土、安境保民为要,不以掠获人口财物为功。”
“其三,厘清君臣民关系,重申‘民为邦本’。皇帝与朝廷,乃代天牧民,非天下之主。需体恤民瘼,倾听民怨。凡遇天灾人祸、战乱兵燹,朝廷当主动赈济抚恤,反思己过,绝不可将责任推诿于民,出‘自作孽’等悖逆之言。科举取士、官员考核,需重其仁民爱物之实绩。对敢于为民请命、制止暴行之官员,应予奖擢。”
“其四,处理民族关系,务求公正平允。理藩院、地方官府处理各族事务,需秉持朝廷法度,不偏不倚。严禁旗人(此处指归附的少数民族上层)或任何族群享有法律之特权。朝廷政策,当着眼于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与自然融合,逐步消弭隔阂,而非强化差异,制造对立。对任何试图模仿清虏,挑拨族群关系、谋取私利之行为,严厉打击。”
“其五,以史为鉴,编纂血训。着翰林院、国史馆,会同兵部、理藩院,将天幕所示清朝历代暴行,自努尔哈赤至康熙,按其动机、手段、言论、后果,分门别类,详加辑录剖析,附以历代暴政亡国之例,编纂成《暴政鉴》与《安民策》,颁行皇室、内阁、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及各省督抚,并作为国子监及武学教材。务必使后世君臣将士,时刻铭记暴力征服与民族压迫之惨祸,常怀惕厉之心,躬行仁恕之道。”
朱棣的决策,是系统性的、具有深远历史眼光的拨乱反正。他不仅要在政策上杜绝类似清朝的暴行,更要在治国理念、军队性质、民族关系、君臣伦理等方面,树立与清朝截然相反的“大明正道”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强大武力为后盾,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以仁政爱民为根本,能够融合周边族群、赢得长久认同的盛世王朝,从根本上避免重蹈清朝因暴力与压迫而迅腐朽灭亡的覆辙。他对“仁”
的强调,对“民本”
的重申,正是针对康熙“皆其自作之孽”
心态的最直接批判。
……
(其他朝代反应,概括描述)
秦朝,咸阳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