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的烛火,在康熙皇帝玄烨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连日来,天幕的揭示已如钝刀刮骨,从财政积弊、吏治腐败、精神奴化,直至其个人被指为王朝覆灭的“奠基者”
,每一次都带来深入骨髓的痛楚与幻灭。康熙本以为自己的心境已如死水,再难掀起惊涛。然而,当今夜幽光再度亮起,以最直接、最血腥、最不加掩饰的笔触,系统梳理其先祖努尔哈赤、其父皇太极、其子顺治乃至他本人玄烨,在征服与统治过程中所犯下的、被天幕直斥为“反人类”
、“种族灭绝”
、“杀人狂魔”
的累累暴行时,一种越愤怒、羞耻、悲凉的,近乎灵魂被抽离躯壳的冰冷与虚无感,彻底笼罩了他。这不再是批判政策,而是审判血脉;这不再是探讨得失,而是宣告罪孽。
光幕开篇,便将矛头指向后金崛起时期的“嗜血恶鬼”
努尔哈赤。详细引述了努尔哈赤与明将毛文龙的往来书信,展示其“杀人有理”
的诡辩逻辑。接着,列举“杀穷鬼”
(天命九年屠杀“无谷之人”
)、“杀富户”
(天命十年及后续屠杀富户)的暴行,引用《明季北略》记载“穷也杀,富也杀……如此三年,而辽民靡有遗者”
,直指其为“种族灭绝”
。康熙看到“杀穷鬼、杀富户”
这六个字,以及“辽民靡有遗者”
的结论,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自幼受汉文化熏陶,读圣贤书,虽知开国艰难,战事酷烈,但将屠杀平民如此系统化、理由化(因穷而杀,因富而杀),甚至宣称“杀之,理也”
,这完全突破了他认知中“王者之师”
的底线。太祖皇帝的形象,在这一刻与他记忆中那个“承天景命”
的开创者产生了可怕的分裂。
第二部分,“南下入关阶段杀人狂魔”
,聚焦皇太极时期。天幕引用《东华录》等记载,展示皇太极、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豪格等满洲贵族议事时,关于“焚其庐舍”
、“取其财物”
、“杀其人”
、“残毁其屯堡”
、“尽行诛戮”
的赤裸裸的掠夺与屠杀战略。尤其指出皇太极要求“既要屠城,也要屠村”
。并列举济南屠杀“百万”
(引用兵科抄奏及皇太极自称),大同屠城令,以及多铎在扬州“将其城内军民全部屠杀”
的蒙古文档案。更引用多铎的檄文,揭露其“屠戮妻子为俘,是岂馀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
的虚伪,以及清军攻克镇江后将婴儿串于马槊、妇女自尽、战后欲驻防遭汉官反对时,顺治帝“镇江阖城从贼理应诛戮!”
的冷酷言论。
康熙浑身冰凉,仿佛置身于数九寒天。济南百万、扬州十日、镇江惨案……这些他或曾耳闻,但被官方史书轻描淡写或归咎于“贼”
、“顽抗”
的往事,在天幕引用的原始档案和时人记述下,呈现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和规模。尤其看到自己的父皇皇太极与其他亲王贝勒,在议政时如此直白地讨论屠杀与破坏,看到叔父多尔衮、多铎下达的屠城令,看到兄弟顺治(福临)那“理应诛戮”
的咆哮……他感到爱新觉罗氏的家史,被一层层剥去所有“天命所归”
、“吊民伐罪”
的粉饰,只剩下赤裸裸的、有组织的、规模空前的暴力征服与种族清洗。那句“一天不杀人,就不配做满人吗?”
的讽刺,如同毒刺,扎入他的心窝。
第三部分,“建国之后康麻子屠夫”
,矛头直指康熙本人。天幕揭露其在三藩之乱期间,对八旗军掳掠汉民为奴的行径视而不见,反斥汉官李之芳“请给还难民子女”
的奏请,并说出“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孳!”
的言论。更具体指出其在清军入川缺粮时,下“就地打粮”
谕旨,实为纵兵抢掠,导致川民惨状“比之二战日本鬼子进村还要残暴”
。对于江西战后重建请求,再次以“皆其自作之孽”
驳斥。甚至将江南疫情归咎于“一念和尚作反”
,而对满洲兵士则关怀有加。天幕总结,康熙视南方汉民为“自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