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九功。”
康熙的声音沙哑而疲惫。
“奴婢在。”
“传朕口谕,明日……不,即刻起,辍朝三日。朕要独处静思。所有奏章,非紧急军国大事,一律留中。令皇子们各归本府,闭门读书,尤其要读《资治通鉴》中关于历代兴衰、尤其是因循守旧、拒斥变革而亡国的篇章。令内阁、六部九卿,就天幕所言‘工业革命’、‘变革潮流’、‘教育兴国’、‘海军建设’等事,各自条陈意见,三日后递上来。记住,要实话,要对策,不要空谈。”
“嗻。”
康熙需要时间,独自消化这几乎将他击垮的终极审判。他需要思考,在这个已然知晓悲剧结局的棋局中,他这枚“康熙”
的棋子,究竟还能做些什么,才能稍微改变那似乎注定的、万劫不复的轨迹。或许,一切努力终将是徒劳,但坐以待毙,绝非他的性格。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伫立在寒风中,面色铁青。天幕对清朝持续被批判原因的分析,像一把冰冷的解剖刀,将他心中对“胡虏”
的仇恨与警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具历史纵深和理论高度的层面。
“离得近……记得清……屈辱直接……”
朱元璋咀嚼着这些词,“哼,鞑虏造孽,遗臭万年,活该!”
当听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时,朱元璋勃然大怒,一脚踹翻了身旁的铜鹤香炉:“混账!畜生!这慈禧老妖婆,该千刀万剐!爱新觉罗氏都是一群什么玩意儿!心里只有他们那点旗人贵胄的私利,何曾把天下汉人当人看?!把江山送给洋人,也不留给家奴?好!好得很!这等心肠,比豺狼还毒!难怪后世汉人恨之入骨!咱要是活到那时候,非亲手剥了他们的皮不可!”
对于清朝失败的可避免性,尤其是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朱元璋在暴怒之余,也陷入了深思。“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洋务运动裱糊……小日本都能维新成功……”
他来回踱步,“看来,后世之变局,非简单的骑射刀矛所能应对。鞑虏坐拥亿兆百姓,却闭目塞听,固步自封,把银子用来修园子,也不肯造枪造炮办学堂,活该亡国!但这‘变革潮流’,究竟是何物?机器为何能抵千万人力?学堂为何如此紧要?”
朱元璋虽然无法完全理解工业革命的内涵,但他敏锐地抓住了关键:拒绝学习新事物、固守旧制、将内部维稳置于应对外部挑战之上,是取死之道。这与他强调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的务实策略,以及重视农桑、鼓励垦荒的政策有相通之处,但层次和对象完全不同。他意识到,未来的威胁可能来自海外,来自那些掌握了“机器”
力量的“洋人”
。
“亡天下……文明存续危机……”
听到这里,朱元璋的瞳孔骤然收缩。作为驱逐蒙元、恢复中华的皇帝,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亡天下”
的含义。那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衣冠沦丧,道统断绝。“黄种人天生劣等”
?这句话让他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和滔天的愤怒。鞑虏的失败,竟连累整个华夏文明被洋人看不起?
“传旨!”
朱元璋的声音如同金铁交击,在空旷的殿前回荡。
“第一,水师!给咱大力造水师!不仅要防倭寇,更要能远航!着工部、户部,调拨钱粮,在沿海增设船厂,招募巧匠,研制更大、更坚、炮火更猛的战船!给咱盯紧了海外诸国动向,凡有新奇器物、书籍、技艺,不惜重金购回,或派人学习!”
“第二,格物致知,给咱重视起来!着令国子监增设‘格物’科,招募精通算术、天文、地理、匠作之才。民间有能造奇巧机械、利国利民者,重赏!破除‘奇技淫巧’之陈见,实用为上!”
“第三,教化!给咱狠狠地教化!各府州县学,必须足额开办,贫寒子弟优异者,官府供给钱粮。社学也要推广,务必使更多男丁识文断字。女娃……女娃虽不便入学,亦需倡导家风,知书达理。咱大明不能像鞑虏那样,识字率不到百分之五!人才是根本!”
“第四,边患观念要变!不止北元,海外番邦亦需警惕。着兵部、五军都督府,重新评估海防战略。沿海卫所,加强戒备,演练新式战法。对前来贸易的番商,严加管理,既获取其货,亦防范其奸。”
“第五,皇室宗亲,给咱听好了!后世子孙,若有敢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等混账话的,无论他是皇帝还是亲王,天下共击之!朱家子孙,与天下共天下,非与朱家共天下!谁敢视百姓为家奴,谁就是朱家的罪人,天下的公敌!”
朱元璋的应对,充满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实用主义色彩。他无法预知工业革命的具体形态,但他抓住了“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