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476章 托克索庄园比奴隶社会还恐怖（第6页）

“给朕狠狠地打匈奴！不仅要打败，更要打服，打得他们不敢再南下牧马，更不敢掳我汉民为奴！凡遇匈奴部落有蓄奴者，破其部，释其奴，斩其酋！朕要让天下人知道，犯我强汉者，其民可为臣妾，然绝不可为‘阿哈’！”

“另，传旨各郡国，严查豪强地主有无非法拘禁、虐杀奴婢之事，有则严惩！我大汉虽有奴婢，然皆有法度，不可任人宰割！谁敢学那蛮夷之行，朕就先拿他开刀！”

刘彻将“托克索”

完全视为匈奴等蛮夷落后野蛮的体现，并决心用更强大的汉军保护子民不被掳掠为奴，同时约束内部豪强。他的重点，依然是外部军事打击和内部法律约束，维护汉朝的文明优越性。

大唐，贞观年间。

李世民与群臣再次陷入了关于制度与民本的深思。

“魏征，房乔，克明，此‘托克索’之制，于治国之道，有何警示？”

李世民问道，神色凝重。

魏征肃然道：“陛下，此制之恶，在于彻底背弃‘民为邦本’之训。其视民为私产，为工具，可任意生杀予夺，此非治国，实乃毁国。民心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此等酷烈手段待民，犹如以沸汤沃雪，虽可逞一时之威，然雪融之后，根基尽毁，舟覆之祸立至。清虏以此制崛起，看似高效，实则在民心深处埋下无尽仇恨与反抗火种，其所谓‘盛世’，不过是仇恨暂时被武力压制的表象，一旦武力不济，则崩坏在即。”

房玄龄道：“玄成所言极是。此制亦警示，经济基础与军政结构需有良性互动。清虏以奴役经济支撑战争机器，看似紧密，实则脆弱，因奴役经济本身效率低下，全赖暴力维持，且严重压抑被奴役者之生产积极性，绝非长久之计。我大唐行均田租庸调，虽亦有弊端，然旨在使民有恒产，有恒心，国家赋税有所出，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对边疆部族，当以羁縻、互市、教化为先，使其渐染华风，融入王化，断不可效其掳掠奴役之旧习。”

杜如晦补充：“陛下，军队尤为关键。绝不可使军队依赖掳掠、役使奴隶为生。我大唐府兵，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战时为兵，平日为农，自备资粮，此乃良法。需保障府兵田产，优待军属，使其无后顾之忧，忠心为国。对将领，更需严加约束，防其私蓄部曲、奴役百姓。”

李世民颔：“诸卿之论，深得朕心。‘托克索’之制，乃亡国之制，绝非兴邦之道。传朕旨意：重申《唐律》中关于奴婢之条，严禁主人任意杀害、重伤奴婢，违者依律严惩。命各道州县，关注民生，抑制豪强兼并，保障均田制施行。对突厥、吐谷浑等部，凡有掳掠大唐百姓为奴者，必兵问罪，索还人口，严惩恶。朕要让我大唐每一个子民，皆能感受到朝廷之仁政，而非沦为他人之‘阿哈’。”

李世民的应对，依旧是从“仁政”

根本出，强调民本、良性经济循环和军队纪律。他将“托克索”

视为彻底的反面教材，从各个层面加固大唐的“仁政”

堤坝，防止任何类似的奴役经济滋生。这体现了他一贯的治国理念。

开元年间，李隆基在最初的惊愕后，再次选择了逃避和享乐主义的解读。

“托克索……阿哈……”

李隆基摇摇头，对怀中的杨玉环道，“蛮夷就是蛮夷，行事如此粗鄙残暴，毫无人君气度。想我大唐，万国来朝，百姓安乐，哪有这等事情？朕与贵妃，只需享受这太平盛世便好。高力士，今日的乐舞可准备好了？朕要与贵妃共赏。”

杨玉环柔声应和：“三郎是真命天子，自有天佑，那些化外之地的惨事，与咱们何干？”

李隆基点点头，努力将“阿哈”

的惨状驱出脑海。他依然认为那是另一个野蛮世界的故事，与他的“开元盛世”

无关。他更关心眼前的享乐，用更华丽的声色来麻痹自己。只是，那对“胡人”

野蛮本性的认知，又加深了一层，对安禄山等胡将的潜在信任，或许又少了一分，尽管这影响微乎其微。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反应是极度的厌恶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再次确认。

“腌臜！腌臜！”

赵佶用熏了香的丝帕连连扇风，仿佛光幕的文字带着腥膻之气，“这金人行事，果然与禽兽无异！竟将人如同牲畜般圈养役使，随意打杀，简直有辱斯文，有违天和！想我华夏，礼义之邦，仁爱为本，便是对待奴婢，亦有法度人情，岂能如此？”

他完全将“托克索”

视为金人（清虏）特有的、极其低劣野蛮的风俗，是自己高雅文明的对立面。这种认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文明优越感和对“蛮夷”

的鄙视。他并未从中看到任何对自身统治的警示，反而觉得大宋的文明制度优越无比。至于“联金灭辽”

可能引入“禽兽”

的隐患，他再次选择忽视。

而在黄州，苏轼的悲叹更加沉重，指向了制度的非人性本质。

“《礼记》云：‘苛政猛于虎’。然则，这‘托克索’之制，又岂是‘苛政’二字可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