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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4章 这是个猛人（第2页）

话虽如此，忌惮与遗憾之意，难以掩饰。

其他晋臣，则更多忧虑。“苻坚本有雄才，再得王猛这般人物，北方一统，国力大增。其南窥之志，恐难遏抑。”

“幸有天幕示警，王猛早逝，且苻坚未从其言。然即便无王猛，前秦已成大患，我朝必须加紧武备，不可懈怠。”

王猛的存在，让东晋朝野对北方的威胁有了更清晰、更紧迫的认识。

**蜀汉，成都（若时空可交错）。**

丞相府中，诸葛亮正处理公务，天幕显现。看到“功盖诸葛第一人”

的评价时，他手中羽扇微微一顿，随即恢复如常，面色平静无波。

身旁的蒋琬、费祎等人却面露不忿。蒋琬道：“丞相，天幕此言过矣！王猛辅佐胡主，虽定北方，然其地本属华夏旧疆，不过暂沦胡尘。其功业，岂能与丞相扶保汉室正朔、鞠躬尽瘁相提并论？且王猛之政，多效法秦制，严刑峻法，岂如丞相以仁德治蜀，百姓归心？”

费祎亦道：“正是。王猛遗言，苻坚不从，足见其虽能谋国，未能全始全终，未能如丞相般德威并施，使主上言听计从。‘功盖’之说，实难服众。”

诸葛亮缓缓摇动羽扇，目光深远，淡然道：“王景略，确为不世出之才。其身处胡羯之廷，能申明法度，整饬吏治，劝课农桑，平定祸乱，使百姓稍得喘息，北方复见秩序，此亦大功德。其临终谏言，切中要害，可谓深谋远虑。至于比较，本无意义。亮之所为，尽己之本分，承先帝之托，续汉室之统。王猛所为，亦是尽臣子之责，辅其主以安其民。各逢其主，各尽其力罢了。后人评说，任由后人。”

其胸怀气度，显然脱于世俗的功业比较，更注重责任与本分。但“功盖”

二字，是否在他心中激起一丝涟漪？无人得知。

**唐，长安。**

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臣观看天幕。对于王猛，他们更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同行”

审视。

李世民叹道：“王猛，乃苻坚之房、杜也。其综核名实，法治严明，类乎玄龄；其临机制变，决胜千里，近乎克明（杜如晦）。然其处境，较之卿等更为艰难。辅佐胡主，于氐汉杂处、豪强林立之北地，能立威信，成事功，非大才、大勇、大毅不能为。”

房玄龄点头：“陛下所言极是。王猛之才，允文允武。其治秦，先清内患，再图外扩，步骤井然。尤可贵者，虽用法严峻，然目的在于利民富国，故能收效。其‘扪虱而谈’，非为狂诞，实乃自信与洞察之表现。桓温，人杰也，然其心术，被王猛一语道破。”

杜如晦更关注军事：“平定内乱，西擒李俨，东灭前燕，其用兵知彼知己，善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治军严整，秋毫无犯，此岳家军、戚家军之先声。确有名将之风。”

魏征则从谏诤角度评论：“其临终遗言，实为最重要之谏。剖析形势，指明利害，可谓披肝沥胆。苻坚不能用，遂有倾覆之祸。可见纳谏与否，关乎国运。后世帝王，当以此鉴。”

对于“功盖诸葛”

之说，唐朝君臣反应不一。李世民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义昭彰，为王业之纯臣。王猛助苻坚统一北方，功业显赫，为霸业之能臣。时势不同，难以简单论高下。然王猛身处更复杂之胡汉局面，其成就之取得，或许更为不易。”

这代表了一种相对公允的帝王视角。

**宋，汴梁临安。**

宋朝士大夫对王猛的评价，深受华夷之辨与理学思想影响，分歧显着。

北宋中期，如王安石等改革派，可能更欣赏王猛的实干与魄力。“王猛变法图强，不避权贵，富国强兵，终致北方一统。其精神可法。若我朝有如此果决之相，何惧契丹、西夏？”

他们会将王猛视为改革家的榜样。

司马光等保守派，则可能持批判态度。“王猛侍奉氐胡，已失华夷大节。其法家手段，严苛少恩，虽一时有效，非长治久安之道。岂能与诸葛公之仁德忠贞相比？‘功盖’之说，尤为无稽。”

他们更看重政治人物的道德立场和施政的儒家色彩。

南宋时期，国势衰微，面对金、元压力，对王猛的态度更为复杂。主战派如辛弃疾，或许会欣赏其北伐攻灭前燕的武功，感慨“了却君王天下事”

的功业，但对其辅佐“胡虏”

又有本能排斥。主和派或道学家，则可能严厉指责其助长了“胡运”

，甚至将北方长期非汉人政权统治的部分责任，隐晦地归咎于如王猛这般为胡主效力的汉人杰出之士。

朱熹等理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极重“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