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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4章 二十四孝的含金量（第2页）

刘彻微微颔：“卫霍二卿之论，甚合朕意。孝为百行之先，然需以智勇为辅，且不能悖于公义大局。韩炳故事，可作民间谈资，显孝道之力量。然于国家选士、治军理政，则须重纪律、讲谋略、顾全局。朕令郡国举孝廉，非仅取能冒死救亲者，更取其德行足以化民、才具足以任事之人。至于‘盗匪四起’，根源在于朝政失修、武备不彰。北宋末年景象，足为镜鉴。传谕地方长吏：平时当勤修武备，严治盗贼，勿使百姓陷于需自决生死以全孝道之境地。若有如韩炳般事迹，可酌情旌表其孝，然必须申明，守土安民乃官府之责，非百姓之常役。”

**唐，贞观年间，太极殿。**

李世民与群臣观天幕，皆露感慨之色。李世民道：“乱世孝子，其行可风。然其间分寸得失，亦值思量。诸卿且议。”

房玄龄道：“陛下，此事可析数层。其一，孝道之践行。韩炳闻母危，不避险阻，毅然赴救，此孝心之纯粹，行动之果决，足令闻者动容。‘仁者之勇’，此评恰当。其二，危局之处置。其行为本身风险极高，既可能危及自身，亦可能影响城防。幸得贼人退避，母子俱安，成就佳话。然不可视为处险之范式。其三，贼人反应。‘群贼避退’，此语耐人寻味。或贼本乌合，见其气势而怯；或贼中亦有天良未泯者，为其孝行所感；亦可能是贼众误判，以为其后有援。此事凸显个人精神力量于特定情境下之作用，然非普遍规律。其四，史笔褒扬。墓志铭特书此事，意在彰孝励俗，尤其于朝代更迭、金统治下，强调此类汉人士大夫之儒家德行，或有深意。”

魏征肃然道：“陛下，臣以为此事之核心，在于‘私德’与‘公义’之潜在冲突。韩炳所为，是尽人子之私德，然其身为城中一分子，于城围之际擅出，客观上可能损害守城之公义。所幸未酿恶果。此事提醒为政者，教化百姓，于倡扬孝悌等私德时，亦需强调公民之责、公共之利。使民知，在太平之时，孝养父母；在危难之际，除保全亲人外，亦当尽力维护乡梓、协助官府。韩炳若能在出城前通报守将，或能稍减其行为对公义之潜在损害。然其情急之下，恐难周至。故评价此事，当怀悲悯，亦需明理。”

李靖从军事角度言：“陛下，单就行动而言，韩炳可谓胆大心细（或云心粗）。其选择缒城而非闯门，是避贼正面；仅带二三仆从，轻装疾行，是求；持木梃而非利刃，或为顺手取用，亦显其救母心切，非为搏杀。贼众退避，可能是被其突如其来的行动和决绝气势所慑，一时未能反应。此等个人突击行为，于大军对阵中几无价值，然于小规模混乱中，或能收奇效。然为将者，断不可鼓励士卒效仿。军纪如山，统一行动方是制胜之本。此故事于民间传颂可也，于行伍之中，当强调服从号令、协同作战。”

李世民颔：“诸卿剖析入微，情理兼备。韩炳孝勇，诚可嘉尚，尤在末世乱离之秋，更显人性光辉。然其行不可盲目效法，尤不可因褒扬此类极端个例，而轻忽了朝廷保境安民之根本责任。朕常思，使天下百姓皆能安居乐业，老有所养，少有所怀，无需履此等险境，方为至治。至于墓志铭之书写，自有其时代与个人之考量。传旨礼部、国子监：编纂劝孝教本，可收录此类故事，然需附加按语，阐明孝道之贵，在于平日之奉养、危时之关切，更在于促使朝廷社稷安宁，使天下父母皆免于颠沛流离之祸。勿使学子误以为，惟独行冒险方为至孝。”

**宋，太祖朝，崇政殿。**

赵匡胤观天幕，面色沉凝。宣和末年，那是他赵宋天下未来将致的惨淡图景？盗匪围城，百姓需自缒城救亲……他心中涌起一股寒意与怒气。

赵普见皇帝神色，知其所虑，沉声道：“陛下，天幕所示，乃百余年後末世景象。然其肇因，必积于平日。‘盗匪四起’，根在政令不行、赋役不均、武备废弛，官吏或贪墨或庸懦，不能抚民御盗。至使贼势猖獗，围困州县，百姓骨肉离散，需以身犯险，此朝廷之耻也！韩炳孝行固然可彰，然其背后，是无数家庭之血泪与朝廷统治之失败。我朝立国未久，正当以此为鉴，整饬吏治，强固边防，肃清内盗，务使天下晏然，不复有此等惨事。”

石守信道：“陛下，末将看了恼火！盗匪都能围城了，当地的官兵是干什么吃的？让老百姓自己拿棍子去救人？这韩炳是条汉子，但这事不该生！咱们禁军、厢军，就得把地方守好了，让贼人不敢靠近城池！那些州县官，守土有责，城防怎么布的？能让贼人围上来？该查办！”

王审琦道：“韩炳后仕金朝……此亦可见当时士人之无奈与选择。然其救母之事，在金人统治下之墓志中犹得褒扬，可见孝道纵在异代，仍被视为重要德行。我朝以仁孝治天下，对此等孝行，自当旌表。然更重要的，是杜绝产生此类孝行的悲惨环境。须使‘盗匪四起’永不重现于大宋疆土。”

赵匡胤重重吐出一口气，斩钉截铁道：“你们说得对！这故事，让咱看到的是咱大宋未来可能的疮疤！咱绝不能让它生！赵普，你们中书门下，立即拟旨：严令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知县，限期清查辖境，缉捕盗贼，整修城防，储备粮械。凡有盗匪生不能及时扑灭，乃至滋扰城池者，地方官一律严惩不贷！另，着枢密院议定更戍法细则，加强地方驻军训练与巡视。至于韩炳此类事迹……可令地方访查，若属实，予以旌表，立碑或免其家徭役，以励风化。但天下告示必须申明：朝廷力保百姓安宁，此类冒险救亲之事，朕不希望再听到！”

**宋，徽宗宣和年间（当代），东京汴梁。**

赵佶（宋徽宗）本人或许正与蔡京、童贯等臣子观天幕，如坐针毡。天幕直言“宣和末年，盗匪四起”

，且举出山东千乘被围之例，这不啻于一道惊雷，劈在繁华的东京梦华之上！预言般的警示，让这位沉溺于书画、艮岳的皇帝，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迫在眉睫的统治危机。

朝堂之上一片死寂。蔡京等权臣面色灰败。他们深知，如今河北、山东等地，确有宋江、方腊等变乱（时间略有参差，或泛指盗匪），但多被掩盖或轻描淡写。如今天幕将未来（或正在生）的乱象赤裸裸展现于万朝之前，更是将地方治理的溃败、盗匪的猖獗公之于世，令朝廷颜面扫地。

有耿直之臣或许趁机出列，痛陈时弊：“陛下！天幕示警，言犹在耳！今山东、河北、两浙，盗贼实已滋蔓，州县不能制。若不及早措置，整军经武，选派良吏，减轻民负，则‘盗匪围城’之祸，恐不止于千乘！韩炳一人之孝，难掩天下万千离散之悲。乞陛下罢花石纲，停不急之役，黜退奸佞，任用忠良，专意安内，则社稷幸甚！”

赵佶惶惑无措，看向蔡京。蔡京强自镇定，或辩称：“陛下勿忧，天幕所言，或是后世夸大。今虽有毛贼，然王师所向，指日可平。韩炳之事，正显我朝民风淳厚，孝义感人。当务之急，是严禁民间妄传此幕，以免蛊惑人心。”

然其言辞已然苍白。

天幕的显现，无疑给已然风雨飘摇的北宋末年政局，投下了一颗巨大的石子，激起的波澜难以预料。是促使朝廷改弦更张，还是加其崩溃，抑或仅仅成为一段插曲，皆在未定之天。

**明，洪武朝，南京奉天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