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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4章 二十四孝的含金量（第1页）

天幕清光垂落，映出一段墓志铭文般的记叙：

北宋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盗匪蜂起，尝围千乘（今山东广饶）城。时有韩炳者（后仕金，官至从仕郎、淄州司侯判官），其母许氏尚滞于城外韩疃祖宅，未及入城。复有传言，谓韩氏举族为贼所掳。炳闻之，不暇披甲，挺一木梃，率二三苍头，以索缒城而下，冒围而出。群贼见其状，竟相避退，莫有敢攫其锋者。炳遂疾趋祖宅，幸母无恙。俟贼势稍戢，乃奉母还城。真可谓仁者之勇！其孝行卓异如此，足令闻者起敬（据《韩炳墓志铭》）。

文字简朴，勾勒出一幅乱世孤臣（或曰未仕之士）奋不顾身、单骑救母的惊险画面，尤其“群贼见其状，竟相避退”

一语，平添几分传奇色彩。万朝观者，目光聚焦。

**秦，咸阳宫。**

始皇嬴政阅览天幕，神色淡漠。“宣和末年……北宋。”

他声音平直，不带情绪，“盗匪围城，守土之吏不能靖乱，使民陷于危难，是其失职。韩炳者，闻母危而缒城救之，虽合人子私情，然其行鲁莽。身为城中一丁壮（或为士人），当协守城垣，共御贼寇。若人人皆因私情擅离战位，城何以守？其母虽存，若因之致城陷，则罪孽深重。至于贼见之避退，或因其猝然突出，贼不明虚实；或因其气势凶悍，贼暂避锋芒；或墓志溢美之词，未可尽信。秦法，战时有擅离职守、临阵脱逃者，斩无赦。孝道固重，然须置于国家律令、公共安全之下。韩炳所为，私孝可悯，公义有亏。”

廷尉李斯随即附和：“陛下圣见洞明。乱世之中，秩序尤为紧要。城防一体，牵一而动全身。韩炳救母心切，其情可原，然其行实开一危险先例。若守城者皆效其私出，则城防洞开，贼可乘隙。其母一人之安危，与一城生灵之安危，孰轻孰重？秦之治民，重公战，怯私斗，明法令，使民知公私之界。韩炳此举，纵得贼人一时退避，终非可恃之常法，亦非臣民当效之楷模。其墓志特书此事，乃后世文人重私德过于公义之体现。”

将军王翦略作沉吟，道：“陛下，李廷尉所论，乃治国治军之正理。然细察此事，或另有情境。其时‘盗匪四起’，恐非大军压境，或是乌合之众流窜劫掠。韩炳‘挺一木梃’，率二三仆从，即能慑退群贼，可见贼众势弱或纪律涣散。其缒城而出，或乘贼不备，迅行动，未给城防造成持续破绽。若贼势果真滔天，恐其一人亦难突出重围。故此事或生于贼势未炽、城防压力稍缓之际。然无论如何，擅离职守终属不当。为将者，遇亲属陷于敌阵，虽心如刀绞，亦须以军令为重，以大局为先，岂可效此匹夫之勇？秦军律令严明，正为此设。此故事可警示后人，忠孝难以两全时，当以公义为先。”

嬴政微微颔：“王翦之论，较为周全。乱世需用重典，尤重秩序。韩炳所为，或有其特定情由，然不可为天下法。秦以法治国，不赏此类危公济私之行。传谕史官及博士：若编撰劝善故事，当选取那些克己奉公、舍私全大义之例，如商鞅徙木立信、士卒斩晋爵，使民知公私分明、令行禁止乃国家强盛之基。此类侧重个人冒险救亲、且有违公共职责之轶事，不宜提倡。”

**汉，高祖朝，长安未央宫前殿。**

刘邦看着天幕，一拍大腿：“好小子！有种！为了老娘，拎根棍子就敢往贼堆里闯！那些贼还被他吓跑了？啧，这韩炳有点咱老刘当年那股不要命的劲头！”

萧何捻须，正色道：“陛下，韩炳孝心可嘉，勇毅亦足称道。然其行为，确涉险着。宣和末年，北宋政弛兵弱，盗贼公行，乃至围城，可见地方治理已然失效。韩炳身为士人（后出仕），于城危之际，本应协助守御，安辑人心。其闻母讯即冒险出城，虽成全人子之道，然若贼人趁其缒城之际猛攻，或其出城后城门未及严守，则后果不堪设想。幸而贼众怯懦，其母亦无恙，方成此佳话。此事可彰孝义之动人，然不可视为处乱世之常法。治国者，当思如何强政理、修武备、清盗源，使百姓不必行此孤注一掷之举。”

张良缓声道：“子房观之，此事亮点，在于‘仁者之勇’。韩炳救母，非恃武力过人（仅持木梃），乃凭一股浩然之气、纯孝之心，直面险阻。‘群贼避退’，未必尽因其悍勇，或是贼众见其不顾生死、气势决绝，心有所慑，亦或是贼中亦有知孝道者，为之动容而让路。此乃‘气胜’之例。然其成功，颇赖运气。若遇冥顽嗜杀之匪，恐难幸免。故孝勇可佩，然不可恃‘气’而轻身。为政者，于此类事迹，当彰其精神，亦需导民于智，教以保全之道。孔子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韩炳有勇，然其‘谋’似稍欠。”

陈平笑道：“留侯析其‘气胜’，甚妙。那韩炳墓志撰者，特书‘仁者之勇’，‘匪徒退避’，意在渲染其孝感天地、勇慑群丑。此类叙事，往往用于彰扬德行，激励风俗。于乱世衰朝，尤需此类精神典范，以维系人心纲常。然正如萧相所言，朝廷根本之务，在弭乱于未萌，非寄望于人人皆能如韩炳般侥幸成功。陛下提三尺剑取天下，深知戡乱治国，需大智大勇，非匹夫之勇可济。对此故事，知其彰显孝道勇气即可，治国方略，仍需脚踏实地。”

刘邦挠挠头：“你们说得都有理。这韩炳是个孝子，也是条硬汉，运气还不赖。咱欣赏这份血性。但咱当皇帝了，不能光鼓动老百姓都这么干。得让地方官把贼剿干净，让城池守得住，别老是让老百姓自己拎着棍子去拼命。萧何，把这事记下，以后考核地方官，治安是一条硬杠子。再告诉太子他们，对待老人家要孝顺，这是根本。但遇到事了，也得讲究个方法，不能蛮干。这故事嘛，可以让民间说书人讲讲，宣扬孝道，但也得提醒大家，最好还是别落到要自己缒城救母的田地。”

**汉，武帝朝，未央宫宣室。**

刘彻阅览天幕，目光在“盗匪四起”

、“冒围而出”

、“群贼避退”

等词上停留，语气带着审慎：“宣和之末，乱象已萌。韩炳救母，其情可悯，其行可议。守城之时，私出犯险，非士君子当为。贼众退避，或是其侥幸，未足为训。”

大将军卫青道：“陛下，臣以为此事须置于具体情境考量。若千乘城防稳固，贼仅为流寇骚扰，韩炳乘隙快进出，或未对城防造成实质损害。其勇毅孝心，确有过人处。然若贼势正盛，围攻甚急，则其行为无异资敌以隙，罪莫大焉。墓志铭文，多褒美隐恶，所述‘贼皆退避’，恐有润饰。为将者，遇类似情形，断不可效。军中法令，擅离阵地者斩。纵有至亲陷危，亦须请令而行，或待战隙图之，绝不可因私废公。此乃军队所以为军队之纪律。然其孝心，于教化百姓，或有裨益。”

大司马霍去病直言：“舅父所言极是。去病以为，韩炳此举，近乎赌命，非万全之策。其人若真有胆略，当设法集结城中壮士，或请于守将，予其数人，乘夜袭扰贼营，或可救母，亦能扰敌。单身持梃而出，虽显勇决，实乏谋略。幸贼乌合，方得成功。若遇匈奴精骑，十死无生。故勇孝之外，尚需智略。朝廷彰表孝行，亦需引导民智，使知临危应变，须思虑周全，不可徒逞血气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