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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2章 原来你是这样的孔子（第3页）

**明，阳明心学兴盛时期。**

王阳明与弟子论及此。阳明道：“孔子遇项橐，世人多赞其谦虚。然依吾心学看，关键在孔子之‘心’。其闻童子问，心体无滞，不自是，故能坦然言‘不知’；闻童子答，心体明觉，能即知即悟其言外之‘智’，故生敬意；下车行礼，是此敬意之自然用，非刻意造作。全事皆是‘致良知’之流行，心体活泼泼地，不碍于圣人身份，不轻于童子年岁。项橐之问答，亦是其良知用之机巧表现。故学者当师孔子此‘无滞’‘明觉’之心，而非仅效其外在谦逊之貌。心中常保虚灵不昧，则遇事遇人，自能辨其善恶智愚，取善而师，见恶而改，无分长幼尊卑。”

弟子问：“先生，如此说来，‘三人行必有我师’，其本在‘心’？”

阳明答：“然也。心体若明，则目光所及，人皆可为镜，照见己之得失。心体若蔽，则虽圣人在前，亦视而不见。故‘师’非在外，而在吾心之能‘觉’能‘取’。童子项橐，是激活孔子心中‘觉取’之机缘耳。”

**清，康熙朝，乾清宫。**

玄烨与皇子、大臣观天幕。玄烨道：“孔子师项橐，旧闻也。然今日观之，仍觉其义理新鲜。尔等有何见解？”

皇子胤礽（太子）道：“皇阿玛，儿臣以为，此事彰显圣学之平等性与开放性。道之所在，师之所在。孔子打破了年齿、地位对求知道路的垄断。其行为本身，即是对‘学无常师’的最佳注解。项橐之智，虽未尽醇，然其思维灵动，孔子能识之，此圣人之明。‘三人行必有我师’，将此理念普及化，成为士庶皆可践行的修身准则。我朝崇儒重道，于各类学校提倡尊师重教，同时亦应鼓励这种广泛的、相互的学习精神。”

皇子胤禛（雍正）沉稳道：“太子所言，阐其教育意义。儿臣更留意其中蕴含的‘诚’与‘敬’。孔子对己‘诚’，不知则直言；对人（项橐）‘敬’，见其智则礼之。‘诚’与‘敬’，正是修身之基，亦是为政之要。为君者，对臣民需诚，对知识、对法则需敬。如此，方能洞悉下情，明辨是非，决策有据。若固步自封，耻于下问，则‘诚’‘敬’皆失，必生蔽塞。故孔子此举，于帝王心术，亦是深刻启迪。”

大学士张英道：“两位皇子殿下所论精当。从文献考据看，此事不见于《论语》等早期可靠典籍，见于《战国策》鲍彪注引《列子》佚文（与两小儿辩日故事或混淆），后载于《淮南子》高诱注及《史记》褚少孙补《樗里子传》等，流传过程中或有增饰。然其寓意符合孔子一贯思想，故为历代传颂，成为彰显孔子谦虚好学品格之经典故事。天幕取此，亦是取其广为接受之教化价值。”

玄烨颔：“考据与义理，可并行不悖。此事纵出后世，然其传达之精神，与孔子学说并无违背，故可为教化之资。我朝士子，既需研习经史实学，亦需培养此等虚怀若谷、诚实不欺之品德。尤其八旗子弟，生于优渥，易生骄矜，尤当以孔子为范。传旨上书房、尚书房：讲读《论语》‘三人行’章时，可引此事为佐证，令皇子皇孙及伴读宗室子弟，深切体会圣人之学之气象与胸怀。另，命国子监祭酒于朔望宣讲时，亦可结合此例，训导诸生。”

**清，乾隆朝，武英殿。**

弘历与纪昀、刘墉等观天幕。弘历道：“孔子师项橐，世传为美谈。纪昀，你通晓典籍，此故事于历代文献中流变情况如何？”

纪昀躬身：“皇上，此事最早可追溯至《战国策》注引，然文本简略。后世《淮南子》注、《史记》补、《新序》、《论衡》等渐有铺陈，至《孔子家语》（虽成书较晚）收录，情节趋于丰满。历代类书、蒙学读物如《三字经》‘昔仲尼，师项橐’之句，更使其家喻户晓。考其源流，虽未必为孔子实录，然其符合‘圣人无常师’之精神，故在民间与士林均获广泛认可，成为传统文化中关于谦虚好学、尊师重道之典型符号。我朝编纂《四库》，于子部儒家类、杂家类相关着作中均录有此故事异文。”

刘墉道：“臣每思此事，感佩于故事生命力之强。其核心价值——对知识的尊重、对智慧的谦卑、对后进的奖掖——跨越时代，直指人心。孔子身为至圣，能如此，对后世一切为师长、居上位者，皆是永恒鞭策。尤其于教育领域，提醒为师者不可固守权威，当鼓励学生质疑、探索，甚至向学生学习。此故事之流传，本身即是中华教育思想一笔宝贵财富。”

阿桂道：“从实务角度看，此事强调的‘广泛学习’‘不耻下问’态度，于任何领域之进取皆有益处。为将者需察士卒之言，为政者需听百姓之声，为学者需观万象之理。即便童稚之言，有时亦能提供独特视角，触新的思考。当然，最终判断与决策，需基于更系统深入的知识与经验。然保持此开放学习的心态，是持续进步的前提。”

弘历道：“诸卿所论，情理兼备。此故事虽小，然寓意宏大。其作为文化符号，已深深融入民族精神。我朝右文治世，尊孔崇儒，于此等有益教化、彰显圣德之故事，自当善加利用。传旨：将‘孔子师项橐’故事及其历代相关评议、诗文，辑录入《御定渊鉴类函》《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之‘师友’‘幼慧’部类。另，命内务府造办处，以‘孔子问礼项橐’为题材，制作成堂屏、瓷瓶等物，颁赐各省学政、书院，以寓劝学尊师之旨。再，于国子监辟雍讲堂之侧，可立碑镌刻此事，令天下学子入监即观，思圣人之风。”

天幕清光，在万朝或辨其真伪、或赞其精神、或用于教化、或析其心性的纷纷议论中，渐渐淡去。孔子下车向项橐行礼的身影，连同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的千古箴言，跨越时空，在诸天万界再度激起回响。

秦朝审视其与法治务实精神的差异；汉初欣赏其胸怀与智慧；汉武帝时期辨析其修身与治国之别；唐代系统阐其教育、修身与为政的多重启示；宋代注重其气度与选才育才的关联，理学家则深入心性层面；明代强调其实干态度与教化功能，心学家聚焦于心体觉悟；清代进行学术梳理并自信地将其纳入官方的教化与文治体系。

天幕的呈现，不仅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更如同一次跨越时空的价值观共鸣。孔子所展现的谦虚、诚实与对“道”

的尊崇，在不同时代的思想光谱中，被不断解读、运用与再确认。史官的记录中，会添上“天幕现孔子师项橐事”

一笔，而关于学习、谦逊、师道与开放精神的永恒话题，也随着这个简单而深刻的故事，在万朝的历史星空下，持续散着温润而持久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