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第396章 五等分的商鞅（第3页）

房玄龄道：“陛下，商鞅之能，在于洞察时弊，并敢于以铁腕破旧立新。其法条清晰，赏罚分明，尤重实效，能使举国之力聚焦于耕战二事，短期内收效极巨。此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思路，于国家危弱、亟需振作之时，或有其借鉴价值。”

杜如晦则更关注其弊端：“然其法太过严苛，弃教化而任刑罚，‘弃灰于道者黥’，连坐酷烈，动辄刑杀，使民畏法如虎，而非敬法知礼。此乃以民为工具，非以民为本。秦统一后，将此极端战时法制推至天下，不施仁义，终致民怨沸腾，土崩瓦解。此乃前车之鉴，我朝当深以为戒。”

魏征肃然道：“陛下，商鞅之术，可救一时之急，难成百年之安。治国之道，在德不在刑，在教化不在威慑。太宗皇帝以仁德化民，轻徭薄赋，任贤纳谏，方有今日四海升平、万国来朝之盛况。若效商鞅，徒以严刑峻法驱民，纵可强兵足食于一时，然民心离散，根基不稳，一旦有变，祸不旋踵。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乃万世不易之真理。”

李世民颔：“玄成之言，深得朕心。商鞅变法，如同猛药，可治沉疴，然药性酷烈，伤及根本。我大唐立国，当以隋亡为鉴，以秦亡为镜。需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制不可废，然须简约公正；刑罚不可弛，然须慎用；富国强兵乃要务，然须与民休息，施以教化，使百姓安居乐业，心向朝廷。商鞅之法中，如统一度量、健全县制等具体行政措施，可择优而用；但其极端严酷、摒弃教化的核心思想，则绝不可取。将此番议论，载于史册，令后世执政者明辨之。”

宋，汴梁。

宋太祖赵匡胤与赵普、赵匡义等人，对商鞅变法的看法，受其“重文抑武”

、“与士大夫治天下”

的国策影响，批判多于肯定。

赵匡胤皱眉道：“这商鞅，行事也太过酷烈。连坐之法，使邻里相疑；刑戮过重，有伤天和；焚烧诗书，更是断绝文脉。秦虽借此强盛，然其国祚之短，暴政之名，皆源于此。可见治国，不可专恃严刑峻法。”

赵普道：“陛下圣明。商鞅之法，乃极端功利之术，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唯一目标，将百姓视为耕战工具，无视其教化与福祉。此等治国理念，与我朝‘仁厚立国’、‘重文教’之策截然相反。我朝强干弱枝，收兵权，重科举，兴文教，虽武功或不及汉唐，然文化昌明，社会安定，士民安乐，此乃长治久安之象。商鞅之术，实不可效法。”

赵匡义也道：“皇兄，商鞅变法成功，亦有其特定环境。秦国僻处西戎，文化落后，旧贵族势力相对东方六国为弱，故能强行推行。若在中原文物繁盛之地，如此激进酷烈之变法，必然激起剧烈反抗，难以成功。我朝立国基础，在于赢得士大夫之心，若行商鞅之法，无异于自毁长城。”

赵匡胤点头称是：“不错。打天下或需霸道，治天下还需王道。商鞅是打天下、强兵争霸之才，非治天下、安百姓之臣。我大宋，当以仁孝治天下，以宽厚待臣民。商鞅之事，可作史鉴，知其厉害，更坚定我朝现行国策。传于史馆，评述商鞅变法，当着重批判其严酷寡恩，彰显仁政之可贵。”

明，南京（应天府）。

朱元璋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和务实。他出身底层，深知民间疾苦，也深恶贪官污吏、豪强不法。同时，他又是开国雄主，需要强有力的手段巩固统治、恢复生产、震慑宵小。

“商鞅这小子，手段是狠了点，但有些法子，确实管用！”

朱元璋摸着下巴，看着光幕上“奖励耕织”

、“废除世卿世禄”

、“推行县制”

等内容，眼中露出思索之色，“你看，他把那些光吃饭不干活的贵族特权给废了，谁有军功谁上位，这个好！让老百姓好好种地，多打粮食的受奖，偷奸耍滑的受罚，这个也对咱心思！把天下分成县，直接派官去管，不让地方豪强割据，这个更是说到咱心坎里去了！”

马皇后提醒道：“重八，可他那些连坐法，动不动就砍头，太残酷了。还有焚烧诗书，这也不是圣君所为。”

朱标也道：“父皇，商君之法，可使国富兵强于一时，然过于严苛，不近人情，恐非长久之道。秦二世而亡，便是明证。”

朱元璋哼了一声：“咱知道！咱又不是要全学他。咱是说，他有些点子，可以拿来用，但得改一改。比如，鼓励耕种，打击游惰，这没错吧？比如，官吏犯法，严惩不贷，这也没错吧？比如，加强中央，控制地方，这更没错吧？至于连坐……嗯，对谋反大逆，可以用一用，但不能滥及无辜。诗书嘛，该读还得读，但不能光读死书，不干实事。咱大明，要有咱自己的法子！”

他顿了顿，对朱标和众臣道：“商鞅变法，给咱提了个醒。治国不能光讲仁义道德，也得有严刑峻法兜底，尤其是立国初期，乱世用重典。但也不能一味严酷，得让老百姓有条活路，有盼头。咱的《大诰》，就是既讲道理，也定严刑！你们都给咱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商鞅那些有用的法子，变得合情合理些，用到咱大明的治理里头。尤其是清查户口田地、整顿吏治、鼓励农桑、军功授爵这些，可以仔细参详参详！”

徐达、李善长等文武大臣连忙应诺。朱元璋显然是从极度实用的角度，看待商鞅变法，取其“术”

而警惕其“道”

，试图将其部分措施融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中。

**——**

光幕的冷光，在各朝或激昂、或批判、或深思、或借鉴的复杂反应中，缓缓消退，隐入天际。商鞅变法这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改革，其核心内容、凌厉手段、显着成效与潜在隐患，如同一块巨大的多棱镜，在万朝时空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光芒。

法家视之为圭臬，儒家斥之为苛政，君主从中看到强权与效率，士人从中感受压抑与恐惧，百姓或许看到秩序与机会，亦承受其严酷。不同时空、不同立场的观看者，基于自身的理念、利益与时代需求，对商鞅变法做出了迥异的解读与评价。

而这一切争论与思考，都围绕着那个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究竟应以何种方式走向强大？是专任法术，追求极致的效率与强制；还是崇尚德化，兼顾秩序与仁爱；抑或寻求某种平衡与变通？

天幕已逝，但“商鞅变法”

这个命题，连同其带来的震撼与思索，却长久地留在了万朝时空的治国理政discourse之中，成为后世不断回溯、争辩、扬弃或汲取的思想资源。秦国的崛起与亡，似乎都为这场旷世变法，写下了最复杂、最沉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