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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6章 五等分的商鞅（第2页）

万朝时空，陷入了长久的、复杂的沉默。这一次天幕展示的，并非一时的奇谋妙策或个人的忠勇传奇，而是一场彻底、系统、甚至冷酷的国家改造工程。其内容之具体，影响之深远，触动之根本，让所有观看者，尤其是各国的统治者与思想家，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深思。

秦，咸阳宫（此时应为秦惠文王或之后时期）。

天幕降临之时，秦国君臣正在议事。当看到光幕上出现“秦孝公”

、“商鞅”

、“变法”

等字样时，整个大殿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端坐于上的秦王（可能是惠文王、武王或昭襄王）目光锐利，身体微微前倾。殿下文武，尤其是那些凭借军功获得爵位的新贵，以及郡县出身的官吏，皆露出激动与自豪之色；而少数残存的旧贵族后裔，则面色复杂。

“彩！”

秦王猛地拍案，声震殿宇，脸上满是激昂与追思，“天幕示我大秦强盛之源！孝公图强，商君立法，方有我秦今日之基业！此乃天意昭昭，彰我秦法之善，强国之道！”

廷尉李斯（若此时为始皇时期）出列，高声应和：“陛下圣明！商君之法，废井田，开阡陌，使地尽其利；奖军功，禁私斗，使民力归于公战；行县制，明法令，使权柄集于中央。此皆帝王之业，富国强兵之本也！后虽车裂，其法未败，足证其道合于秦势，利于千秋！”

武将王翦、蒙恬等亦慨然道：“臣等世代受爵，皆赖军功。商君之制，使士卒效死，将帅用命，方有东出函谷，横扫六合之今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激昂。博士淳于越（儒家代表）面色白，颤声奏道：“陛下……商鞅之法，刻薄寡恩，焚书禁言，刑戮过甚，渭水尽赤，岂是仁政？其本人亦遭车裂，不得善终，岂非天道好还？天幕亦言‘埋下严暴伏笔’……”

“住口！”

秦王（或李斯代）厉声喝止，“迂腐之见！当此大争之世，列国环伺，非强力不足以自存，非变法不足以图强。儒生空谈仁义，能当魏武卒之锋？能御匈奴之骑乎？商君之法，使秦由弱转强，由强至霸，终至一统，此乃不世之功！些许严苛，乃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何足道哉！至于其个人结局，功成身死，乃时势使然，无损其法之光辉！传旨，将商君变法之事迹及成效，广布天下，令吏民皆知大秦富强之由，法度之重！”

秦王的反应，充满了对商鞅变法的全面肯定与继承决心，这也正是后世秦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鲜明体现。

汉，长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神色凝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他身边，董仲舒、卫青、主父偃、桑弘羊等重臣，也是各有所思。

“商鞅……真乃千古少有之铁腕能臣。”

刘彻缓缓开口，“其变法之彻底，执行之果决，成效之显着，确令人惊叹。废井田，奖耕战，行县制，统一度量……这些举措，我大汉立国以来，亦多有借鉴，如削弱诸侯、盐铁官营、算缗告缗，乃至对匈奴用兵之赏罚，其中皆有商君法家精神的影子。”

大司农桑弘羊主管财政经济，对商鞅的“重农抑商”

、“统一度量”

最为关注，他点头道：“陛下所言极是。商鞅使民力尽归于农战，虽过于极端，然于资源匮乏、强敌环伺之秦国，确是迅积聚国力的不二法门。其统一度量衡，便利国家征收赋税、调配物资，此制我朝亦承袭而改进之。法家之术，于集财富国，确有实效。”

大将军卫青则从军事角度道：“二十等军功爵，打破世袭，使士卒有盼头，将领凭功进，确能极大激励士气。我朝对抗匈奴，赏赐军功亦是不遗余力。然商鞅之法，将军功简化为斩计数，恐易滋生杀良冒功，且过于崇尚暴力，与我朝兼施教化、以王道怀柔远人，有所不同。”

儒家代表董仲舒眉头紧锁，终于出列，声音清朗而带着批判：“陛下，商鞅之术，可谓强秦，然不可谓治秦，更非治国平天下之正道。其法严刑峻罚，连坐苛酷，使民战栗，道路以目，何谈仁爱？焚诗书，坑儒士，灭绝文化，背离先王教化，此乃率兽食人之政也！秦虽一统，然二世而亡，正是此等刻薄寡恩、不修仁德之必然结果！天幕亦言‘埋下严暴伏笔’，实为至论。臣以为，我大汉当尊崇儒术，行仁政，施教化，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切不可效法商鞅之苛暴。”

主父偃则持折中看法：“陛下，董公所言儒家仁政，乃守成治平之大道；桑公、卫将军所言法家实效，乃进取图强之利器。窃以为，治国如烹小鲜，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对外征伐、整顿财政时，需用法家之锐利果断；对内安抚、教化百姓时，当用儒家之宽厚仁爱。商鞅变法，可取其实效精神，然须去其极端残酷之处。譬如其军功爵制之激励，可学；其连坐滥杀之风，当戒。”

刘彻听着各方争论，沉吟良久。他本身是“霸王道杂之”

的践行者，既用儒术装饰门面、统一思想，又行法家之术加强集权、聚敛财富、开拓疆土。商鞅变法，对他而言，更像是一面极端却清晰的镜子，映照出法家手段所能达到的强效与所带来的隐患。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

刘彻最终道，“商鞅变法，乃特定时势下之特殊产物。其强国之术，确有可参详之处，尤以赏罚分明、令行禁止、富国强兵为要。然其摒弃教化、专任刑法，确非长久之道。我大汉，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儒内法，礼法并用，方为正途。传旨，将商鞅变法之得失，令博士官详加论辩，记录在案，以为后世治国者鉴。尤要使太子及诸皇子知晓，为政不可一味仁弱，亦不可专尚严酷，需知权衡变通。”

唐，贞观朝。

李世民与群臣观看天幕，气氛颇为严肃。经历了隋末动荡，又开创了“贞观之治”

，唐朝君臣对于“治国之道”

有着更为成熟和多元的思考。

“商君变法，真可谓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李世民感叹道，“其魄力与成效，令人惊叹。若非如此彻底之变革，秦国恐难脱西陲僻陋之境。其‘废井田，开阡陌’，解放民力，展生产；‘奖励军功’，打破贵族垄断，激尚武精神；‘推行县制’，加强中央掌控，此等举措，确为强国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