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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4章 金朝一桩离奇的巧合冤案（第3页）

街市茶馆中，百姓听得更是唏嘘不已。

“我的天！这杀牛的也太倒霉了！杀头牛差点把命丢了！”

“县官糊涂啊！打几下就认了？那要是我也得认，谁能抗住那般打？”

“还是曹王爷厉害，一眼看出尸体不对。要不又是一条人命。”

“那跑了的媳妇也是，私奔就私奔，害得别人差点冤死！”

“水里那尸体也不知道是谁，可怜呐，死了还被人拿来顶案……”

有人联想到本朝：“咱们大唐律法严，应该不至于吧？”

旁边立刻有人低声道：“嗨，哪里都一样，遇上糊涂官或者想急着结案的，什么事出不来？不过听说现在刑部和大理寺复核挺严的，希望少点这种事儿。”

**宋，汴梁城，提点刑狱司与市井。**

宋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展，重视证据和检验，涌现《洗冤集录》等法医学着作。天幕案件在宋人看来，几乎触及了司法弊端的各个痛点。

某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司法官）与属官观看后，面色严峻：“此案堪称冤狱样本！其一，初查不明。妇人失踪，当先问其家世邻里，查其平日交往，有无恩怨、奸情。岂可仅凭路人一语，便直追而下？其二，捕人草率。持刀者众矣，屠夫、庖丁、樵夫，皆可用刀。见刀便疑为凶器，见逃便定为凶犯，何其谬也！当先行喝止盘问，查验刀上血迹新旧、来源，询问杀牛情由并核实。其三，刑讯滥施。我朝虽有‘拷讯’之制，然须‘参验圆结，事状疑似，犹不实者’，方可有限度用之。此案毫无旁证，全凭臆测，便行大刑，实属非法。其四，检验失职。尸体打捞上岸，竟不请作作（验尸官）详验死亡时间、伤痕、溺水特征与失踪时日是否吻合，仅因‘半腐’便草率认定，荒唐至极！其五，迷信巧合。世间巧合固有，然司法断案，须以常理、实证为根基，岂能倚重巧合定人生死？”

属官道：“大人所言极是。那曹王所疑尸腐之，正是检验之要害。若当时有合格作作，依据《洗冤录》类知识，当能推断尸体入水时日远早于案，冤情立显。此案若无曹王，必成千古奇冤。然即便有曹王，那杀牛者已受尽酷刑，水中无名尸亦沉冤莫白，司法之失，已然铸成。”

宋仁宗或神宗若闻此事，必会召集大臣强调狱讼公正。“此金朝之案，足为我朝之镜。着令刑部、大理寺，严核天下上奏案牍，凡有证据单薄、偏重口供、检验不详、情理可疑者，务必回重审。并令各路提刑司，加强州县狱吏培训，尤重证据搜集与检验之术。另，将此事编入官吏戒训，使皆知‘明慎用刑’之义。”

**明，南京北京，刑部与都察院。**

明朝司法以严酷着称，厂卫特务体系介入司法，刑讯普遍，但亦有一套制度。天幕案件在明朝君臣看来，县吏无能酷烈是主因，但亦可能暗自心惊于本朝某些相似弊端。

朱元璋最恨贪官污吏，亦重视司法（虽手段酷烈）。他观后勃然大怒：“糊涂透顶的狗官！该杀！该剐！破不了案，就胡乱抓人，严刑拷打，拿巧合当证据，这不是审案，这是杀人！那曹王还有点眼力，不然又是一条冤魂！传旨！将此事刻版印刷，到全国所有府州县衙，让那些当官的都给咱看清楚了！谁敢学这个狗县令，糊里糊涂用刑，拿巧合断案，咱就把他剥皮实草，悬在衙门口示众！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你们给咱盯紧了，复核案件要仔细，现这样的，立刻严办！”

刑部尚书战战兢兢领旨。明朝大诰、条例中本就强调官吏责任，此案例无疑为朱元璋强化司法监控、严惩失职官吏提供了又一个鲜活教材。都察院御史们也会以此案为鉴，在巡查地方时更关注刑狱是否公正，有无滥刑枉断。

民间舆论则更为直接：“这金朝的官儿，跟咱们有些地方的也差不多！都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碰上糊涂的，屈打成招的多着呢！”

“好在有个明白王爷。搁咱们这儿，要是惊动了锦衣卫或者东厂，说不定能查清楚？不过……也难说。”

言语中透露对特务司法亦存疑虑。

**清，北京，刑部与顺天府。**

清朝司法继承明制，且有展，强调“情实”

、“缓决”

等复核程序。天幕案件让清朝司法官员深感“审转复核”

制度的重要。

刑部汉尚书（或满汉侍郎）对同僚道：“此案之成冤，在于州县初审之草率酷烈。我朝审级严格，州县定案后须经府、道、司层层审转，最终至刑部、三法司复核，乃至皇上勾决。若各级皆能如曹王般细心，则可避免许多冤滥。此案警示，初审官最是关键，其听讼态度、查验能力，关乎百姓生死。我部秋审、朝审，于‘情实’案件尤须慎之又慎，详核尸伤、证供、情理，丝毫疑点不得放过。”

顺天府尹则想到本地治安：“京师重地，人口繁杂，此类失踪、无名尸案亦或有之。办案尤需细致，不可先入为主。见持刀者便疑为凶，大谬。需知屠户、厨役、匠人，日用刀具者众。遇可疑之人，当先盘诘来历，查验器物，不可动辄以凶犯视之。”

乾隆皇帝或许会从中看到吏治与“祥刑”

的关系。“此案可见，州县吏治不清，则冤狱丛生。曹王能察，是其读律精细，体察物情。着刑部将此案收入《驳案汇编》之类，颁示各省，令州县官学习，知办案须察微辨疑，不可刑求，不可轻信巧合。另，那无名腐尸，虽非本案正犯，然亦是一条人命，该地官吏事后竟不立案侦查？可见玩忽。传谕该省督抚，严饬所属，凡有无名尸身，务必设法验明正身，查清死因，不得含糊了事。”

天幕已隐，但“杀牛者言”

的冤案阴影，却沉沉地压在万朝时空无数观者的心头。无论是崇尚严刑峻法的秦，还是儒法渐融的汉，制度详备的唐，重视检验的宋，治吏严厉的明，抑或复核严密的清，其君臣吏民都从中看到了自身司法体系可能存在的漏洞与黑暗面：刑讯的滥用、证据审查的粗疏、对巧合的轻信、对生命与真相的漠视、以及纠错机制对个人明察的依赖。曹王完颜永功的细心，如同黑暗中的一隙微光，照亮了制度的缺陷，也衬托出寻常司法环节的颟顸。而那具始终未明身份的水中腐尸，更如同一个无声的诘问，提醒着人们：一桩冤案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多未被察觉的悲剧。这来自金史的一段记载，以其极强的故事性和深刻的警示意义，跨越时空，成为映照历代司法的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