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糖粉。动作很自然,跟平时打招呼一样。
林科长走进仓库。两个便衣跟进来,一左一右站在门口。仓库里的灯光很暗,只有一盏灯泡吊在房梁上,用铁皮罩子罩着,光只照亮了中间一小块地方。老赵蹲过的那袋糖,就在光圈的边缘,一半明一半暗。
“这么晚还在忙。”
林科长说。他的声音不高,甚至算得上和气。
“明天有船。赶着装货。”
老赵说。
林科长点了点头。他在仓库里慢慢走,目光扫过堆成山的糖袋。蔗糖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甜得腻。他的手背在身后,手指互相捏着,像在数什么东西。
“老赵。你在码头上干了多少年了。”
“三十年。”
“三十年。”
林科长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三十年里,经你手的货,出过一次差错吗。”
“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林科长停下来了。他停在那袋拆开的糖前面。麻袋口还敞着,金黄色的糖粒露在外面。他的目光落在上面,停了很久。老赵站在他身后,手垂在身侧。手心里全是汗,混着糖粉,黏糊糊的。
“这袋怎么回事。”
林科长问。
“麻袋口松了。重新扎。”
老赵的声音没有变化。
林科长蹲下来。他伸出手,插进那袋糖里。手指没入糖粒,出很轻的沙沙声。他的手往下探。三寸。五寸。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他的动作停住了。
老赵看着他的手。仓库里很安静。能听见远处爱河的水声,很轻,很缓。还有码头上的风,从仓库门缝里钻进来,吹得那盏灯泡微微晃动。光影在地面上来回摇晃,把林科长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林科长把手抽出来。手指间夹着那个油纸包。油纸上沾着糖粒,在灯光下亮晶晶的。他把油纸包托在掌心里,没有打开。就那么托着。
“老赵。这是什么。”
老赵没有回答。他看着那个油纸包,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林默涵给他的那包烟,还剩最后一支。他把烟叼在嘴上,划火柴。火柴头擦过磷面的声音很轻。火苗跳起来,照着他的脸。皱纹。盐霜。还有一双灰褐色的、没有波澜的眼睛。
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慢慢涌出来,在仓库昏暗的灯光里散成淡蓝色的一层。
“林科长。码头上有个规矩。”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经手的货,不问来路。不问去处。只管搬。”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你问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林科长站起来。他把油纸包交给身后的便衣。便衣接过去,拆开油纸。一层。两层。三层。油纸在地上堆成一堆。最里面,报机的金属零件露出来,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老赵。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林科长的声音还是很和气。“那我告诉你。这是报机零件。**用的。”
老赵看着那些零件。铜的,铁的,线圈,电容,焊点。他不认识这些东西。他这辈子只认识麻袋,麻绳,货箱,栈桥,还有糖。他叼着烟,没有说话。
“这东西,是谁送来的。”
林科长问。
老赵把烟从嘴上取下来。烟灰积了一截,他没有弹。他把烟按灭在地上。烟头在水泥地面上碾了一下,火星散了,灭了。
“没有人送来。是我自己放的。”
“你自己放的。报机零件。你一个码头工人,要报机做什么。”
老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地上的麻袋口重新扎紧。粗大的手指绕着麻绳,一圈,两圈,三圈。最后打一个水手结。越拉越紧。永远不会松。
“带走。”
林科长说。
两个便衣走过来。老赵没有反抗。他把双手伸出去。手腕上还有糖粉,亮晶晶的。便衣给他戴上手铐。手铐是铁的,冰凉。铐子卡在腕骨上,勒出一道印。他被押出仓库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袋糖。麻袋口扎得紧紧的。水手结。越拉越紧。永远不松。
码头上的风大了。爱河的水声更响了。远处高雄港的灯火连成一片,黄的白的,倒映在水里。他在这片灯火里走了三十年。这一次,是背对着它们走的。
审讯室在地下。
军情局高雄站的审讯室,设在港务局大楼的地下层。地面以上是办公室,窗明几净,职员们穿着制服,处理着进出口报关单、船期表、货物清单。地面以下是另一个世界。没有窗户。墙壁是水泥的,刷过白灰,灰皮上留着历年审讯溅上去的痕迹。有些是褐色的,干透了的血。有些是深灰色的,烟头烫的。有些只是水渍,但形状像什么东西——一个人的手印,或者一张扭曲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