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工人宿舍,煤球炉的烟气从各家各户的窗缝里钻出来,在弄堂里低低地弥漫着。十一月的天暗得早,路灯还没亮,只有炉膛里透出的火光在潮湿的空气里一闪一闪。
不知谁家在腌雪里蕻,那股子咸津津的酸味混着煤烟味,把整条弄堂浸透了。
陈德顺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摆着一碗老伴端上来的咸菜泡饭,泡饭已经凉了,他一口没动。
他是沪东厂的六级铆工,在厂里干了三十年,手艺顶尖,是车间里数得上号的技术骨干。
他有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虎口有道旧伤,那是年轻时被铆枪反弹割的,缝了六针,没歇满一周就回去上班了。
一辈子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没跟谁红过脸,也没求过人。
但现在他遇上了一辈子最难的一道坎。
家里两个儿子,老大陈根生十九岁,老二陈志强十七岁,都赶上了下乡的年纪。
街道办的动员小组已经上门两次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带了一张登记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填满了名字,好几个是他认识的老邻居家的孩子。
陈婶坐在他对面,眼眶红红的,拿围裙角擦了好几次眼睛。她憋了半顿饭的工夫,终于把压在嗓子眼底下的话说了出来:“老陈,你提前退了吧,让老大顶岗。我问过了,顶岗手续办下来,根生就能进厂,就不用去边疆了。你退了,好歹能保住一个。”
陈德顺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划了根洋火点上。烟雾在煤油灯的昏黄光晕里慢慢散开。
“那志强呢?”
他开口了,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老大顶了我的岗,老二咋办?还去边疆?”
陈婶沉默了片刻,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能保一个是一个。”
陈德顺把烟往嘴里送,手指微微抖。
手心手背都是肉。
老大顶岗留在沪上,老二就得一个人去几千里外的戈壁滩,一年半载回不了一次家,万一有个啥事,照应都照应不上。
再说他是六级工,工资在厂里算高的,一个人挣钱养全家五口人。要是自己退了,老大顶上去只能从学徒工做起,工资砍一大截,家里日子立刻就得紧巴巴。下面还有两位老人要养,药罐子月月不能断。
还有一层,他没跟老伴说。现在正是水翼艇项目最要紧的时候,全车间都在没日没夜地赶工,他这个干了三十年铆工的老师傅,这时候拍屁股走人,把重活全压给老弟兄们?
他干不出来!
提前退休跟当逃兵有什么区别。他干了一辈子沪东厂,对厂子有感情,对手里的活有底气,总觉得这么干对不起厂长的信任,对不起一起干活的老弟兄。
他把烟屁股按灭在烟灰缸里,哑着嗓子说:“再想想,再想想。”
留给他想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
陈婶端着两碗泡饭从厨房出来,一碗搁在陈德顺面前,一碗推到桌子对面那个空位前。泡饭是中午剩的糙米粥兑了开水,上头搁了几根酱萝卜丝,是陈家饭桌上最常见的东西。
她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又走到门口张望了一回,嘴里念叨着“两个孩子怎么还不回来”
。
话音没落,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老大陈根生。
他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灰,又拿袖子擦了把额头的汗,这才迈进门槛。十九岁的少年人骨架已经长开了,肩膀比去年宽了一截,手腕上也多了几两力气,站在屋里倒有了几分大人模样。
“爸,妈,我回来了。”
他先跟父母打了招呼,然后往桌边一坐,端起泡饭就扒了一大口,显然饿得不轻。
陈婶问他去哪儿了,他说去徐家老大的工位上看了看。
徐师傅决定下得快,顶岗手续一办,儿子已经穿上沪东厂的帆布工作服进车间当了学徒。
他今天跟了一天,看徐家老大跟着师傅学打样冲,铁锤砸在钢板上咚咚响,火星溅到袖口上烧出几个小洞,但小伙子干得满头大汗也没喊一声累。
“学徒确实累,”
陈根生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他爸,“但我能顶下来。爸,我想好了,你退休,我进厂。我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