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的声音拔高了八度,“你在上海奋斗了十年!十年!现在回去?回去干什么?跟你妈介绍的公务员结婚生孩子?田颖我告诉你,你敢回去,我就敢买张票去你老家把你绑回来!”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林薇是我大学同学,我们一起挤过地下室,一起吃过半个月泡面,一起在酒桌上跟客户周旋。她知道我所有的不容易,就像我知道她的。
“行了,别哭唧唧的。”
林薇的语气软下来,“晚上还是出来吃饭吧,不相亲,就咱俩。我请你吃日料,咱喝点清酒,骂骂老板,明天又是条好汉。”
“好。”
我吸了吸鼻子。
那顿日料吃了六百八,林薇抢着买了单。我们喝了一壶清酒,微醺着走在上海的冬夜里。外滩的风冷得刺骨,但对岸的灯光璀璨得像个不真实的梦。林薇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上:“颖啊,你还记得咱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吗?住在浦东那个老破小,夏天热得睡不着,咱俩就爬到天台上看星星。”
“记得。”
我看着江面上的游船,“你说总有一天,我们要在陆家嘴有自己的办公室。”
“你现在已经有了啊。”
林薇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虽然陈胖子不是东西,但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坐进那个办公室的。别轻易放弃,听见没?”
我点点头,江风把眼泪吹干了,在脸上留下紧绷的痕迹。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拖着行李箱踏上了回老家的高铁。行李箱里塞满了给家里人买的东西:给爸爸的羊毛衫,给妈妈的羊绒围巾,给弟弟的皮带,给弟媳的护肤品套装。我还特意去买了上海的特产,大包小包的,把行李箱塞得快要炸开。
高铁驶出城市,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农田村庄。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机里,工作群还在不断跳出消息,关于年终奖放的传言,关于裁员名单的猜测,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赶都赶不走。
“姑娘,你也是回家过年啊?”
旁边座位的大姐凑过来搭话。
我睁开眼,点点头。
“一看你就是在大城市工作的。”
大姐笑眯眯地说,“气质不一样。我女儿也在上海,今年说不回来了,说要加班。唉,现在的年轻人啊,忙。”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好笑笑。
“结婚了吗?”
大姐又问。
“……还没。”
“得抓紧啊。”
大姐拍拍我的手,“女孩子啊,事业再好也得有个家。你看我女儿,三十三了,还在拼,我说她她不听。这女人啊,就像花,开得最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
我转过头看向窗外,假装被风景吸引。窗玻璃上倒映出我疲惫的脸,还有旁边大姐那张忧心忡忡又热切的脸。这个场景太熟悉了,每年回家都会遇到。亲戚、邻居、甚至不认识的路人,都会关心你的婚姻状况,像是关心一件即将过期的商品。
五个小时后,高铁到站了。老家的火车站新修过,气派了不少,但一出站,那种熟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尘土味、汽油味、路边小吃摊的油烟味,混杂在一起,组成一种叫做“故乡”
的味道。
弟弟田磊在出站口等我。三年不见,他胖了些,穿着件黑色的羽绒服,手里夹着根烟。看见我,他把烟扔在地上踩灭,快步走过来。
“姐!”
他接过我的行李箱,“怎么带这么多东西?”
“给家里买的。”
我打量着他,“你胖了。”
“可不嘛,天天坐办公室。”
田磊挠挠头,笑得有点憨厚,“快走吧,妈从早上就开始念叨,说你要回来了。”
田磊开着一辆二手国产车,车里烟味很重。我摇下车窗,冷风灌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