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腿一软,我赶紧扶住。办理手续,缴费,看着父亲被推出来,插着管子,脸色灰败,毫无生气地被推进Icu。那道门,再次隔开了生死。
接下来几天,我和母亲轮流守在Icu外。承宇托给赶来的春生婶暂时照顾。族里和村里的叔伯婶娘们陆续来了,送钱,送东西,陪着说说话。永根伯叹着气说:“国栋是累的,修祠堂这半年,他最上心,事事亲力亲为,劝他歇歇都不听。”
我这才知道,父亲为了祠堂重修,为了那面刻着所有田氏子孙名字的青石谱墙,付出了多少心血。而我的名字,我儿子的名字,也就在他倒下的地方,被郑重地镌刻着。
第三天下午,父亲醒了。但情况并不乐观。右侧肢体偏瘫,语言功能受损严重,只能出含糊的音节,认得出人,但思维似乎迟缓了很多。转到普通病房后,他大部分时间沉默地望着天花板,偶尔看看我们,眼神里有一种孩童般的茫然,和深藏的焦躁。
那个曾经腰杆挺直、说一不二、要为我“立门户”
的父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弱的、需要人喂饭擦身、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的老人。
母亲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回。我除了安慰,还得强打精神处理各种事情:医药费(虽然有医保,但自付部分不少)、后续康复治疗、老家的事(父亲倒下了,家里几亩地、一院子鸡鸭总不能不管)、还有我自己的工作。
我给公司打电话续假,新总监的语气很为难:“田经理,你知道现在项目关键期,你请假这么久……刘总那边我也难交代。”
“我父亲病危,我需要时间。”
我努力让声音平稳。
“理解,理解,但公司有公司的制度……这样吧,我再给你一周,最多一周,不然你这个岗位……”
我明白他的意思。“好,一周。”
挂了电话,我看着病房里正笨拙地试图用左手拿勺子、却把粥洒了一身的父亲,心里涌起巨大的无力感和愤怒。为什么生活总是这样?当你刚觉得站稳一点,它就猛地给你一脚?
母亲进来,默默收拾洒掉的粥,给父亲擦手擦脸,动作轻柔。父亲看着她,含糊地“啊”
了两声,眼神里有些愧疚。
“没事,老头子,慢点吃,咱不急。”
母亲温声说。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规矩就是规矩……我得给你把场面撑起来。”
现在,他倒下了,他的“场面”
,他的规矩,谁来撑?
我走到病房外,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几个关系不错的客户和行业前辈的电话。深吸一口气,开始拨号。不再是那个等待命运安排的田颖,而是必须为这个家、为倒下的父亲撑起一片天的田颖。
我用尽可能专业的语气,说明情况,询问是否有远程兼职、项目合作或者短期顾问的机会。其中一个前辈,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下,说:“小田,你父亲的事我很难过。我这边正好有个市场调研的分析活儿,时间要求紧,但可以远程做,报酬还行,你接不接?”
“接!”
我毫不犹豫。
“那好,资料我你邮箱。注意身体,别太拼。”
“谢谢王总。”
有了这条后路,我心里踏实了些。回到病房,父亲已经睡了。母亲坐在床边打盹。我给她披了件衣服,坐下来,握住父亲露在被子外、有些萎缩的右手。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老茧和细小的伤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就是这双手,为我刻过木牌,为我点过族谱上的名字,为我撑起过一个回归的“门户”
。
“爸,”
我轻声说,明知他听不见,“你好好休息。以前是你给我立门户,现在,换我来。”
一周后,父亲情况稳定些,可以出院回家进行康复训练了。但医生坦言,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很小,以后可能需要长期有人照料。
我向公司提出了辞职。新总监假意挽留了一下,很快就批了。也好,那种环境,不留也罢。我用积蓄和之前项目奖金,加上远程接活儿的收入,暂时撑得住。母亲主要照顾父亲,我则一边做远程工作,一边跑医院联系康复师,学习护理知识,处理老家田地和房子的杂事——租给了同村一户老实人家种,院子请春生叔帮忙照看。
日子一下子从都市白领的快节奏,切换成了小镇病患家属的琐碎与沉重。每天围着父亲的吃喝拉撒、康复训练转,还要辅导承宇功课,兼顾自己的工作。累,是真累。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会觉得透不过气。
但奇怪的是,心里那种飘摇无定的感觉,却少了。或许是因为,当你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为什么而扛的时候,反而有种脚踏实地的力量。
父亲的情绪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会努力配合康复,虽然动作扭曲吃力,但眼神里有不甘的倔强。坏的时候,会暴躁地摔东西,拒绝吃饭,出困兽般的呜咽。他无法接受自己变成这样,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废人。
有一次,他因为右手始终使不上劲,打翻了母亲熬了半天的药汤。母亲默默收拾,他却突然用左手抓起枕头扔出去,对着母亲“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