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我坐下,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瞬间,看见桌面背景还是去年部门团建时拍的合照。我站在最边上,笑得有点僵。陈墨在照片中央,搂着副总的肩,笑得露出八颗牙。
一整天都在开会。关于下半年的业绩指标,关于新项目的预算,关于人员调整。会议室的白板上写满了数字和箭头,那些箭头指向不同的方向,像极了我们的人生——看似有很多选择,其实每条路都早就画好了轨迹。
散会后,陈墨叫住我:“田颖,留一下。”
同事们鱼贯而出,最后一个离开的小周轻轻带上了门。会议室忽然安静下来,空调的风声显得格外清晰。陈墨松了松领带,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每当他紧张或者疲惫时,就会做这个动作。
“海州那个项目,你跟进一下。”
他说,声音有点哑,“对方负责人是我大学同学,比较好说话。”
我握着笔记本的手指紧了紧。“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能做好。”
他抬起眼看我,那双眼睛曾经在图书馆的日光灯下,在操场的星空下,在毕业散伙饭的啤酒泡沫里,那样专注地看过我。现在里面只有公事公办的平静,像一潭深水,扔块石头下去都听不见回响。
“好。”
我说。
走出会议室时,夕阳正从落地窗斜射进来,把整个走廊染成琥珀色。我忽然想起大学时,也是这样的黄昏,他拉着我的手穿过长长的林荫道,说等毕业了就娶我。那时候的梧桐叶子也是金黄的,一片片落下来,落在我们年轻的肩膀上。
手机响了,是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个女声:“请问是田颖吗?我是江浩的姐姐。”
我愣在走廊中央,夕阳的光忽然变得刺眼。
江浩这个名字,像一枚生了锈的钉子,突然扎进记忆里。五年前,它曾是我日记本里写满页页的笔画,是我手机通讯录里置顶的号码,是我对未来所有想象的男主角。后来,它变成了一个不能提的禁忌,一个结了痂的伤口,一个在母亲欲言又止的眼神里、在村里人窃窃私语中飘荡的幽灵。
“是我。”
我说,声音稳得出奇。
“浩子他……”
电话那头顿了顿,“住院了。在市一院。他想见见你。”
医院的消毒水味道总让我想起父亲临终的那个冬天。走廊很长,长得好像走不到尽头。6o3病房的门虚掩着,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一个男人侧躺在病床上,头剃得很短,露出青色的头皮。他瘦了很多,颧骨高高地凸起,像两座沉默的山丘。
我推门进去时,他正好转过头来。
时间真是个残酷的东西。它能把一个意气风的少年磨成眼前这副模样——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唯有那双眼睛,还依稀残留着当年的影子,像两簇将熄未熄的灰烬,在看见我的瞬间,忽然又亮了一下。
“你来了。”
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嗯。”
我把水果篮放在床头柜上,那里已经堆满了果篮和鲜花,其中一束百合开得正盛,甜腻的香气混在消毒水味道里,形成一种古怪的气息。
我们沉默了很久。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在争论什么。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他苍白的脸上切出一道道光斑。
“什么时候的事?”
我终于开口。
“上个月确诊的。”
他扯了扯嘴角,大概是想笑,但没笑出来,“胃癌,中期。”
我又听见那种声音——那种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掐断的声音。很细,但很尖锐。
“为什么不早点说?”
“说什么?”
他反问,“说‘田颖,我得了癌症,你快来看看我’?”
他摇摇头,输液管跟着轻轻晃动,“我开不了这个口。”
又是沉默。比刚才更重,更稠,像化不开的墨。
“孩子多大了?”
他忽然问。
我一怔,随即明白他问的是什么。“还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