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后悔,又像是嫉妒,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六年前她嫌弃李建国穷的时候,可没想过会有今天。
“人家乐意,关你什么事。”
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冲。
周素梅的脸色白了白,端着餐盘起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六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突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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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婚礼定在八月初八。他说这是老挝那边的吉利日子。车间里的工友凑份子,一人两百,我多给了五百。老张主任把钱收齐了,皱着眉头问我:“田颖,你说咱们这礼金……合适吗?那姑娘合法吗?”
“李建国说手续都办齐了。”
我把钱塞进红包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他说姑娘家里同意了,使馆也开了证明。”
“才十七啊……”
老张叹了口气,“跟我闺女一样大。这李建国也是,怎么下得去手。”
婚礼是在李建国老家办的。他老家在城南三十里的李家庄,我从没去过。那天我搭车间小王的车一起去,一路上小王都在絮叨。
“颖姐,你说这李建国是不是在非洲被骗了?那地方乱得很,万一那姑娘是冲着户口来的呢?”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玉米地,没接话。其实我心里也有同样的疑问。一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会愿意嫁给一个三十多岁、其貌不扬、家境贫寒的农民工?这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
李家庄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土路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红砖砌的,很多连外墙都没抹。李建国家的院子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瓦房,墙皮脱落了大半。院子里摆了十来张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又大又亮,头扎成高高的马尾,露出一截纤细的脖子。看见我们进来,她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笑容太干净,太灿烂,晃得我一时有些失神。
“这是阿月。”
李建国走过来介绍,手很自然地搭在姑娘肩上。我注意到他今天穿了身崭新的西装,虽然不太合身,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阿月,这是田颖姐,我以前车间的同事。”
“田颖姐好。”
阿月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连忙把红包递过去:“恭喜你们。”
阿月接过红包,又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左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姑娘看李建国的眼神,是真的。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许多年前,我也曾这样看过一个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婚礼办得很简单。李建国的母亲——一个头花白、背佝偻得厉害的老太太,拉着阿月的手一直在抹眼泪。司仪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每一次鞠躬,阿月都做得特别认真,红色的裙摆像朵盛开的花。
敬酒轮到我们这桌时,李建国已经有些醉了。他搂着阿月的肩膀,说话舌头都打结:“田颖姐,谢谢你来……真的,谢谢……”
“少喝点。”
我提醒他。
阿月在一旁小声说:“他高兴,让他喝点吧。”
语气里的宠溺,让在座的人都愣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小王开着车,突然说:“颖姐,你说他们能过得好吗?”
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没回答。能不能过得好,谁说得准呢?这世上那么多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最后不也支离破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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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淌。李建国婚后没再出去打工,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县城边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阿月跟着他,每天在铺子里帮忙递工具、打扫卫生。我偶尔路过会进去坐坐,每次去都看见阿月在忙活——不是擦零件,就是给李建国倒水,要么就是趴在柜台上学认字。
“田颖姐,这个字念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