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拉着他往候车厅走,脚步轻快,“本要去天津见胡也频,他来电报说临时去上海,我只能退票改明天走。对了,你认识萧红?”
“去年左联见过几次。”
王至诚点头,“刚才追她的,是她未婚夫?”
“汪恩甲啊。”
丁玲撇撇嘴,满是不屑,“去年萧红在哈尔滨办《国际协报》,他就天天跟着,说是未婚夫,其实是家里催婚。萧红不愿,才逃来北京,没想到还是被追上了。”
两人在候车厅长椅旁坐下,丁玲打开行李包,掏出蓝色封面的书和一本杂志递过去:“这是我刚出版的《韦护》,还有我跟胡也频、沈从文合办的《红黑》杂志,你拿去提提意见。”
王至诚接过书,指尖拂过“丁玲着”
三字,想起左联同志说的往事:去年丁玲在湖南老家,胡也频揣着几块大洋坐火车去长沙,在她家门口蹲了三天三夜,冻得抖也不肯走;后来冯雪峰出现,三人有过一段纠结,最终丁玲还是选了胡也频,两人一起办杂志、写文章,成了左联人人羡慕的伴侣。
“书里有你和胡也频同志的故事吗?”
王至诚翻了几页,抬头问。
丁玲愣了愣,随即笑了,眼神温柔:“有一些。写韦护时,总想起也频当初追我的样子,又傻又执着。写小说就是这样,揉进自己的故事,读者才觉得真实。”
她顿了顿,望向厅外夕阳,“你这次来北京,是为丁佛言先生的‘百日’祭吧?”
王至诚心头一震:“你怎么知道?”
“左联同志都清楚,你跟丁先生是忘年交。”
丁玲语气沉了些,“丁先生一生刚正,反军阀、支持进步运动,可惜走得太早。明天的‘百日’祭,我也去,咱们一起给丁先生鞠躬。”
王至诚点头,暖流涌遍全身。他来北京,一是受于凤至所托,二是赴丁佛言“百日”
祭,本以为会孤单,却在车站遇见萧红与丁玲——两个乱世里追理想的姑娘,一个为挣脱束缚奔跑,一个为爱情与事业奋斗,她们像春夜的星,虽微弱,却照亮了阴霾笼罩的土地。
候车厅广播响起,提醒天津方向旅客检票。丁玲起身收拾行李:“我去退票了,明天丁先生‘百日’祭,咱们在胡同口见。”
“好。”
王至诚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又想起萧红的倔强。他忽然明白,1931年的春天虽危机四伏——土肥原贤二在天津设特务机关,川岛芳子正赶来北京,还有那个不知去向的日本跟踪者——可只要有萧红、丁玲这样的人在,有无数为理想奔走的同志在,这片土地就不会失了希望。
夕阳沉落,候车厅灯光亮起,暖黄的光洒在王至诚手中的《韦护》上,也洒在往来旅客身上。有人告别,有人等待,有人为生计奔波,有人为理想前行。王至诚合上书本,将《红黑》杂志放进皮箱,心头安定下来——他知道,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