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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6章 南梁宋王元法僧 带着北魏皇族血统跳槽去南朝当吉祥物（第2页）

豪族们不干了。他们联合起来，发动叛乱，还派人去请南梁的军队入境。史书上的说法是“招引外寇”

，这个“外寇”

指的就是梁朝军队。

益州一下子就变成了战乱之地。南梁巴不得北魏内部乱起来，立刻派兵进入益州，跟当地豪族里应外合，把元法僧打得焦头烂额。

从北魏朝廷的角度看，元法僧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加祸害。但废物的背后有靠山，祸害的背后有元叉。所以元法僧不但没有被追责，反而拍拍屁股，换了个地方继续当官。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元法僧和元叉的关系为什么会破裂。元法僧“本附元叉”

，意思是他是元叉的党羽。在元叉掌权的初期，这种依附关系确实给元法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到了普通五年、六年之交，北魏的政局开始剧烈动荡。

六镇起义爆发了。这是北魏末年最致命的危机。北方边境的六个军镇，本来是朝廷最倚重的军事力量，但因为长期被朝廷忽视，将士待遇低下，加上天灾人祸，终于酿成了大规模叛乱。起义军声势浩大，后来发展成了席卷北方的燎原之火，直接为北魏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六镇起义不仅动摇了北魏的统治基础，也让朝中的权力斗争更加白热化。元叉独揽大权，得罪了太多人。胡太后虽然被软禁，但势力仍在暗中活动。元法僧在彭城握着兵权，看着北边越来越乱，心里的算盘开始噼里啪啦响。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元叉这棵大树，可能快要倒了。如果元叉倒了，他元法僧作为元叉的“亲信”

，能有好果子吃吗？别说他本来就在益州捅过娄子，就算他是个清官，光凭“元叉党羽”

这一条，就够他死上好几回的。

于是，元法僧开始“惧祸及己”

。这四个字，是《北史》给他的心理动机下的判断。说白了，他反叛北魏，不是因为有什么政治理想，也不是因为被朝廷逼迫到了绝境，而是因为他怕死。他怕元叉倒台之后，自己成为政治清算的牺牲品。

这是元法僧所有选择的原动力：怕死，怕失去，怕被秋后算账。从这个角度看，他后来在彭城做的那一连串荒诞事情，就都好理解了。

第三幕：靠山要倒，王爷要跑

北魏朝廷大概也嗅到了元法僧的异动，派了两个人去徐州。

第一个叫张文伯，头衔是“领主书兼舍人”

。这是个文官职位，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主要负责传达诏令、处理文书。他奉朝廷之命出使徐州，名义上是公干，实际上很可能是来探探元法僧的底。

元法僧也不藏着掖着。他直接把张文伯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话：“我欲与卿去危就安，能从我否？”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兄弟，现在这局面你也看到了，危险得很。我准备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干？”

张文伯的回答，堪称北魏气节的巅峰之作。他说了十个字：“安能弃孝义而从叛逆也！”

翻译：我怎么能抛弃孝义，跟着你去当叛逆？

元法僧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他本来想的是，如果张文伯识相，那就拉他入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如果张文伯不识相，那就只能灭口。

他选择了后者。张文伯临死前，骂出了他人生中最响亮的一句话：“仆宁死见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国之虏！”

——我宁死也要在文陵的松柏之下长眠，不能活着当一个背叛国家的俘虏！

“文陵”

指的是北魏先帝的陵寝。对北魏的臣子来说，死后葬在文陵附近，是至高的荣耀。张文伯宁可死，也不愿意成为南梁的俘虏。这份气节，让后世读到这段历史的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但元法僧还是把他杀了。杀张文伯，说明元法僧已经铁了心要反。他不再给自己留退路，也不再给身边的人留活路。

接着，元法僧把矛头指向了另一个目标：行台高谅。高谅是北魏朝廷派到徐州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就是元法僧的直接上司。按理说，元法僧要反，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高谅。但高谅似乎对元法僧的密谋毫无察觉，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想到，一个七十二岁的宗室老王爷，会真的在彭城扯旗造反。

公元525年正月庚申，元法僧动手了。他杀了高谅，控制了彭城。然后，他宣布自己的新身份：“宋王”

，年号“天启”

。

关于他的这个“称号”

，史料记载有点模糊。《魏书》说他“自称宋王”

，《北史》说他“自称尊号”

，《梁书》则说他“据镇称帝”

。综合来看，元法僧当时可能是先自称“宋王”

，后来又摆出了皇帝的派头——立诸子为王，部署将帅，一副要开创新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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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

这个年号也很有意思。在中国历史上，“天启”

被用过不止一次，最出名的是明朝的天启皇帝。但在元法僧这里，“天启”

两个字透着一股“天命开启”

的意味，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被上天选中的真命天子。

一个七十二岁的老王爷，在人生的暮年突然“叛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