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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7章 南梁竟陵壮公曹景宗 那个在华光殿抢韵猛男的自我修养（第4页）

感触如此之深，是因为他的家庭生活也确实不容易。他的儿子后来因为犯法被他亲手杀了——这件事《南史》有记载，只说“子坐罪，景宗杀之”

，细节不详，但足以说明这个人的治家风格和治军如出一辙：霹雳手段，绝不容情。这样一个连亲生儿子都能下手的父亲，大概对“儿女悲”

这三个字的重量，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切肤之痛。

第六幕：余音——一个不完美的英雄

钟离战后，曹景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的爵位从侯进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成了梁朝军事系统里的顶梁柱。侍中一职在南北朝时期是极为尊崇的加官，相当于进入了最高决策层；领军将军则掌握禁军，拱卫京师——萧衍把这两个位置给他，足见对他的信任。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曹景宗身上再贴切不过。他依旧好酒贪杯，生活奢靡，部曲横行。那些史书上关于他的“黑料”

也从未断绝。萧衍对他的态度，既倚重又无奈——用他的时候是国之重器，不用的时候就是个定时炸弹。他始终没能、或许也不想，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符合士族标准的、温驯的台阁大臣。说句公道话，他那暴烈张扬的性格，也根本装不进那个精致的官僚体系里。

天监七年（5o8年），曹景宗被任命为江州刺史。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在当时是连接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冲，让他出镇此地，说明萧衍仍然把他当作镇守一方的王牌。可就在赴任的路上，他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二岁。五十二岁，放在今天也许不算高寿，但在那个平均寿命不过四十出头的动荡年代，也算活得够本了。更何况，他这一生，把别人几辈子都经历不完的精彩，浓缩在了这五十二个春秋里。

梁武帝萧衍闻讯，下诏追赠他为征北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并赐谥号。这个谥号，取得极其精妙，妙到毫巅，堪称史官的神来之笔。这个谥号是：“壮”

。

第七幕：历史评价

《梁书》与《南史》对曹景宗的评价，恰似一枚铜钱的两面，一面刻着赫赫战功，一面铸着斑斑劣迹。

史书中最精妙的评价，莫过于那个谥号——“壮”

。按《逸周书·谥法解》：“兵甲亟作曰壮”

“死于原野曰壮”

“武而不遂曰壮”

。三重含义，层层嵌套。说他“兵甲亟作”

，是从雍州起兵到钟离大捷，打满全场硬仗；说他“武而不遂”

，则是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能决胜千里却不能约束部伍、管住欲望。一个“壮”

字，既是对其战功的最高褒奖，也藏着梁武帝萧衍那句耐人寻味的叹息：“若孤军独往，必见狼狈。”

对其性格，《南史》有一段极为传神的白描。写他读穰苴、乐毅传，“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

——豪气干云；又写他“作书字有不解者，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

——自负到可爱；再写他“出行常欲以车卧，帷幔蔽之”

“鬻货聚敛，于宅内开酒库”

——奢靡张扬到令人侧目。而最后那一笔“唯见睿，能敛容，为尽礼”

，则让这个桀骜不驯的猛将，在韦睿面前终于露出几分可贵的自知与敬畏。

史笔如刀，不隐恶，不虚美。《梁书》直言他“军士皆桀黠无赖”

“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

，又评其“颇损清名”

。这些毫不讳饰的记载，恰与那“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的壮诗互为映照——他既能写出千古名句，也能纵兵为祸；他既比肩霍去病自许，却终究无法成为那个完美无瑕的英雄。

历史给他的定论，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而是一幅功过交织、明暗共存的全息画像。他是一把锋利的刀，砍出了南梁的半壁江山，也划伤了自己的历史评价。这样的人，不值得效仿，却值得被记住——因为他比任何完美的人设，都更接近人性的真相。

第八幕：现代启示录

第一课：他是“核心竞争力”

的极致典范

一个时代，最稀缺的就是解决核心问题的能力。曹景宗的核心能力就是打仗，而且是打硬仗、打胜仗。因为有了这个“一招鲜”

，他可以吃遍天。他的贪婪、他的骄纵、他那堆史书上毫不隐晦的毛病，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成了可以被容忍——甚至被当作风流轶事来津津乐道的“个性”

。想象一下，假如曹景宗是一个百无一用的草包，他的那些缺点会被如何评价？恐怕史书连骂他都懒得骂。

这告诉我们，在抱怨环境不公、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之前，先问问自己：你的“硬核本领”

究竟够不够硬？你能像曹景宗那样，在所有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甩出一让全场沉默的诗吗？那“竞病”

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他为自己能力所写的最强背书：当你有霍去病一样的功业时，你才配问出“何如霍去病”

的豪言。否则，那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笑话。实力，永远是一个人心底最硬的底气。

第二课：他揭示了“团队互补”

的极端重要性

曹景宗是锋芒毕露的“枪尖”

，韦睿是稳固坚韧的“枪杆”

。没有枪杆，枪尖再锋利也刺不出去；没有枪尖，枪杆再结实也伤不了敌。钟离大捷，就是这对“刚柔相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