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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3章 南梁武帝萧衍 集文青战神佛系老干部一身的亡国之君（第2页）

这场造反行动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高效创业”

。萧衍从起兵到攻入建康、再到接受禅让建立梁朝，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如果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一家创业公司从注册到上市只用了十个月，度快得让人瞠目结舌。

更神奇的是，整个过程几乎没有生什么大规模的血战。萧衍的军队所到之处，要么望风而降，要么稍作抵抗就开城投降。攻克郢州（今湖北武汉）的时候，守军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在萧衍的军事压力和攻心策略下，最终还是开了城门。拿下江州（今江西九江）更是顺利，守将几乎没怎么抵抗就归顺了。

这倒不是因为萧衍的军队有多强——当然他的军队确实不弱，王茂、曹景宗这些将领都是一时之选——而是因为萧宝卷的统治实在是太烂了，烂到连守城将领都觉得“换个老板说不定更好”

。

萧衍进入建康之后，萧宝卷被身边的亲信所杀。据说萧宝卷死前还在宫里玩耍，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逼近。这位荒唐皇帝死的时候才十九岁，如果他不做皇帝，大概还能多活几年。

公元5o2年四月，萧衍接受齐和帝禅让，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梁”

，年号“天监”

。这一年他三十八岁，正值壮年，文武兼备，声望如日中天。

如果把他的人生比作一部电影，那么到这里为止，前半段绝对是一部励志大片：贵族少年，文武双全，被迫反抗，一举成功。观众看到这里大概会鼓掌叫好，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出电影院。

可惜的是，电影还有下半场。而下半场的剧本，简直惨不忍睹。

第三幕：天监之治和那个曾经优秀的创业者

称帝之初的萧衍，表现确实配得上“英主”

这个称号。如果只看天监年间（公元5o2年到519年）的政绩，你几乎会以为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个完美皇帝。

他的勤政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冬天手冻僵了就搓搓手继续批奏章，夏天汗流浃背也不肯休息。他在宫中穿的衣服都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吃饭也不讲究排场，一顶帽子能戴三年，一床被子能盖两年。这种节俭程度，放在任何时代的统治者身上都堪称异类。

他整顿吏治的手段也相当硬核。设立“谤木函”

和“肺石函”

，前者用来收集百姓对朝政的意见，后者用来受理冤案申诉。这相当于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搞了个“政府意见箱”

和“信访办”

，理念相当前。他还下令严惩贪腐，不少贪官污吏因此掉了脑袋。

在减轻百姓负担方面，萧衍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他废除了齐朝的一些苛捐杂税，减轻刑罚，鼓励农耕。在他的治理下，梁朝的经济得到了显着恢复，社会秩序也相对稳定。

文化教育方面更是萧衍的心头好。他大力提倡儒学，设立国子学，广招生徒，还亲自撰写儒家经典注释。他自己就是个大学者，写起书来轻车熟路。《春秋答问》《孝经义疏》《周易讲疏》《毛诗答问》等着作都出自他的手笔，虽然不是每一部都流传下来，但在当时都是影响很大的学术着作。

在他的推动和示范下，梁朝的文化事业达到了南朝的最高峰。他的太子萧统编撰了《文选》（即《昭明文选》），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刘勰写出了《文心雕龙》，这部书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巅峰之作，至今仍是中文系的必读书。钟嵘完成了《诗品》，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评论专着。沈约修成了《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天监年间的文化人，你大概会觉得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皇帝本人就是文化人，尊重读书人，愿意在文化事业上花钱花时间。这种氛围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在军事上，天监年间的梁朝也不含糊。公元5o7年的钟离之战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场胜利。当时北魏调动数十万大军南下，包围了钟离城（今安徽凤阳东北）。梁朝派遣韦睿、曹景宗等将领率军救援。

韦睿是个很有意思的将领。他平时身体不太好，瘦弱多病，骑马都费劲，看起来完全不像个武将。但一到了战场上，这位老兄就变了一个人。他坐着小车上战场指挥，从容不迫，料敌如神。在钟离之战中，他利用火攻战术，趁淮河水涨，派出小船载满柴草冲向魏军的营寨和浮桥，一把火烧得魏军大乱。最终梁军大获全胜，斩俘十余万人。北魏经此一败，元气大伤，此后数十年间都不敢大举南犯。

韦睿因此威名远扬，北魏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韦虎”

，意思是像老虎一样凶猛。一个平时连走路都费劲的人被敌人称为“老虎”

，这个反差也是够大的。

如果只看这前二十年的政绩，萧衍完全可以被评为“南朝最佳ceo”

。但问题在于，一个人在位的时间太长，又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就很容易出问题。萧衍的问题，出在他太聪明了。

第四幕：聪明人的通病——当自信变成自负

萧衍这个人，确实非常聪明。这一点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有异议。他精通儒释道三家经典，对《周易》《老子》《庄子》都有深入研究。他会写诗，会写赋，会写学术论文。他懂音乐，会作曲，据说还改良过乐器。他精于围棋，棋艺高，经常和朝中大臣对弈。他的书法也相当不错，虽然比不上王羲之那种级别，但在皇帝圈里绝对算一流。

这种全方位的才华，让他产生了一种危险的错觉：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对，你们这些凡人都别来教我做事。这种心态展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刚愎自用。大臣们提出的不同意见，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高明，既然我这么高明，那为什么还要听你们的？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萧衍亲自审理案件，经常推翻官员的判决，然后给出自己的裁决。一开始大家觉得皇帝勤政爱民，挺好的。但时间长了，大臣们现不对了——皇帝的判决往往过于主观，而且一旦做出就不容更改。有些官员为了不触怒皇帝，干脆把棘手的案子都推给皇帝处理，自己当甩手掌柜。这样一来，萧衍的案头堆积如山的卷宗越来越多，而他竟然乐此不疲。

朝堂上的氛围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大臣们现，顺着皇帝的意思说话就能得到赏赐，提出不同意见就会碰一鼻子灰。于是，谄媚之风开始盛行，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揣摩上意的人越来越多。

这种局面的可怕之处在于：皇帝听到的，都是他想听到的；皇帝看到的，都是他想看到的。整个国家决策系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回音壁，皇帝说什么，回音壁就重复什么。而就在这个时候，萧衍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佛教。

第五幕：佛系皇帝——论如何把国库捐给寺庙

萧衍对佛教的痴迷，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现象级。如果给皇帝们排一个“虔诚佛教徒排行榜”

，萧衍绝对能拿第一，而且和第二名之间有断崖式的差距。他到底有多痴迷呢？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公元517年，萧衍下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命令：他宣布“舍道事佛”

，要求全体臣民都尊奉佛教。在此之前，萧衍其实是信奉道教的，他的家族也有道教传统。但接触佛教之后，他迅被其吸引，然后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修建寺庙。据史料记载，仅都建康一地就有佛寺五百余座。杜牧那着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写的就是萧衍时代的景象。如果你站在建康城的高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寺庙的塔尖和飞檐，场面相当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