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一出手,就让满朝文武哭笑不得。史书说他“本无学识,动违礼度”
,还偏偏喜欢推陈出新,“好改先朝旧制”
。这就像一个刚学会用挖掘机的新手,看着一座百年宫殿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通猛拆,然后按照自己村头厕所的风格进行重建。
他做了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改革”
:削减封爵俸禄,大量降低王公贵族的待遇标准;打压贬黜有功的老臣,用自己提拔的新人取而代之;随意更改行政流程,搞得政令混乱。与此同时,他却在另一个维度上“孜孜无倦”
。史载他“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
,也就是说,他大权在握后,处理政务倒是十分勤奋,每天批阅文书到深夜,事必躬亲,不假手于人。这种矛盾的现象怎么解释?其实不难理解:高肇深知自己出身不好、资历浅薄,必须用常的勤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同时通过亲力亲为,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不让任何人有机会分权。他就像一个不懂驾驶却非要亲自开车的人,方向盘攥得死紧,车子却开进了沟里。他越是勤政,群臣越是不满,后来“怨声盈路”
的时候,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是无辜的——我这么努力,你们凭什么骂我?
延昌元年(512年),朝廷给他来了个明升暗降。他被晋升为司徒,位列三公,名义上是帝国最高荣誉之一。但司徒属于“调职”
性质,主管礼乐教化,不掌实权,他原来担任的尚书令职务被交给了别人。这老兄的反应绝了,不但不高兴,反而“怏怏不乐”
,整天摆出一副“我被降职了”
的臭脸,到处抱怨。朝中同僚背地里没少嗤笑他:你一个连基本礼仪都不懂的人,当司徒本来就是笑话,还想赖在尚书省不走?他大概觉得,只有具体的审批权、人事权才是真家伙,虚头巴脑的荣誉称号都是浮云。这种“权力饥渴症”
患者,在任何时代都不少见。
还有一件小事,充分暴露了他的“格局”
。他的父亲高飏归顺北魏后,被授予厉威将军,封河间县子,但一直未能得到追赠提级。母亲盖氏也迟迟未得封号。按照当时礼制,儿子显贵后理应为父母申请追封改葬,风光大办。可他高肇日理万机,忙着揽权和整人,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朝廷看不下去了,专门下诏催促,他才派侄子高猛(一作高孟)代为办理。时人评价他“识见浅陋”
,意思是没教养、没见识、“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魏书》里这段话写得特别损:“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葬,诏册频下,终不奉行。”
一个连自己爹娘都不上心的人,还能指望他对国家有什么责任感?
第四幕:帝国的级“背锅侠”
延昌三年(514年),北魏决定对南朝的梁国动大规模西征,目标直指蜀地。这个烫手山芋,最终被甩给了高肇。他被任命为平西大将军、都督诸军事,统率步骑十余万,准备南下攻取益州。让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外戚去统领全国兵马,打一场国运之战,这本身就透着诡异。史家推测,这可能是宣武帝受不了朝野对高肇的普遍怨恨,借着战争把他调离权力中枢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高肇自己试图通过建立军功来洗白自己、巩固地位——毕竟,还有什么比打胜仗更硬的资本呢?
然而,这场西征从一开始就透着各种不靠谱。高肇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到了前线手忙脚乱。更要命的是,他离开洛阳后,朝中那些被他打压过的势力立刻开始蠢蠢欲动。他在洛阳的权力真空,无人填补,也没有真正信得过的心腹可以留守。他就像一个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把篮子摆别人家门口的人。
历史的剧本远比他想象的跌宕。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大军还在前线磨蹭,后方突然传来惊天噩耗:年仅三十三岁的宣武帝元恪驾崩了!消息传到军中,高肇的第一反应堪称影帝级别。他不仅是为外甥哀痛,更是为自己未卜的前途恐惧。史载他“哀痛惊愕,非唯仰慕,亦私忧身祸,日夜悲泣,至于羸悴”
——他不是只哭皇帝外甥,更是在哭自己。他立刻明白,那个能罩着他的人没了,他成了无根之萍。他连夜赶回洛阳,日夜兼程,到了京城时已经形销骨立。
回到洛阳后,高肇直奔太极殿哭祭宣武帝的灵柩,哭得撕心裂肺,形容枯槁。但这眼泪,救不了他。此时朝中主事的,是太尉高阳王元雍和领军将军于忠。元雍是献文帝之子、孝文帝的弟弟,属于被高肇压制多年的宗室势力;于忠是已故于皇后的族人,对高肇恨之入骨。两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高肇哭祭完毕,按照安排被引入舍人省西廊,还没来得及反应,几名早已埋伏的壮士一拥而上,将他扼杀。《魏书》记载了当时的恐怖一幕:“肇入省,壮士扼而拉杀之。”
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对白。一代权臣,就这样被活活勒死在宫中一处走廊里,死时连喊叫都来不及出。
次日,朝廷下诏公布其罪状,称其“罪恶滔天,人神共愤”
,并表演式地说他“刑书未及,便至自尽”
——意思是我们正要依法审判他,他自己羞愧难当,先一步自杀了。这是古代政治中典型的杀人诛心:人明明是被处决的,偏要给你安一个“畏罪自杀”
的官方定论,让你死后连尊严都没有。他的官职爵位全部被削除,只按普通士人的规格草草埋葬,连陪葬品都只是一口薄棺、几件破衣。
但历史就这么讽刺。高肇死后,灵太后(胡太后)临朝听政,为了缓和各方矛盾,也许是为了安抚高肇家族残存的势力(高肇的侄女高英当时已是太后),不久又追赠高肇为营州刺史,恢复部分名誉。到了永熙二年(533年),更离奇的事情生了——孝武帝元修下诏,追赠高肇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大丞相、大司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这一长串头衔,几乎囊括了北魏最高的官爵,堪称“死后大满贯”
。一个生前被定性为“巨恶元憝”
的人,死后十几年又被追封为帝国第一功臣,这不叫“春秋笔法”
,这叫“政治橡皮泥法则”
——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第五幕:身后事与身后名
高肇死后,他这一支的高氏家族迅衰落,但并未完全绝迹。他的儿子高植,据《魏书》记载,历任多州刺史,为政清廉,颇有能名,被称为“良刺史”
。这位二代与老子的行事风格截然相反,以至于时人都惊叹“父子异志”
。或许高植正是从父亲血淋淋的结局中吸取了教训,明白靠裙带关系和阴谋诡计不能长久,唯有踏实做事才能善终。
至于高肇的侄女高英,也就是那位被立为皇后的高氏,在宣武帝驾崩后顺理成章成为皇太后。但她很快就被灵太后(胡太后)架空,幽禁于瑶光寺中,出家为尼。后来胡太后被幽禁期间,高太后曾被短暂迎回宫中,但胡太后复出后,高太后旋即暴毙,死因成谜。《魏书》的记载讳莫如深,但时人都明白,这不过是宫廷斗争的又一轮轮回。老高家靠宫斗起家,最终也覆灭于宫斗,求仁得仁。
《魏书》对高肇的评价,其实是分裂的。在执笔修史的文人士大夫魏收笔下,高肇的形象被严格区分成两个版本:“官方版本”
说他“出自夷土,时望轻之”
,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是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但“民间版本”
(或者说隐藏版本)又补充了一句:“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无倦,世咸谓之为能。”
意思是这个人虽然出身低、品行差,但干活儿很卖力气,处理政务能力不俗,当时人也承认他“能干”
。
这种“一鱼两吃”
的评价方式,其实挺有意思。它说明高肇不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悲剧在于,能力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