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坊兴盛固然可喜,然天下工匠皆弃农务工,长此以往,田地荒芜,粮从何来?此乃舍本逐末啊!”
这忧虑代表了许多传统官员的心声。
李承乾正欲出列,却见工部尚书阎立德先一步站出。
“杜大夫此言差矣。”
阎立德手捧账册,“臣有数据:去岁全国耕地面积非但未减,反增三百万亩。
何也?因工坊集中于城镇,所用工匠多来自‘隐户’——从前不纳税、不列籍的流民、佃户。
他们入工坊后,户籍落定,原租佃的田地由朝廷重新分配,或由其家人继续耕种。”
他翻到下一页:“更重要的,是‘工哺农’之效。陇州数据:工坊工匠月均收入六百文,其中约三百文用于购粮买菜肉。
当地粮价因需求旺盛而上涨一成,农户售粮收入反增。
同时,工政署推广新式犁、水车,农作效率提升,一夫可耕之田从三十亩增至四十亩。”
“还有,”
阎立德补充,“因水泥路畅通,北粮南运成本降两成,江南缺粮之地得以补给。此乃工农相济,非相斥也。”
数据详实,逻辑清晰。杜淹一时语塞。
此时,魏征缓缓出列:“陛下,老臣巡察半年,所见所闻,确有巨变。然有两点隐忧,不可不察。”
“魏卿请讲。”
“其一,工坊聚集,城镇膨胀。
长安、洛阳、扬州等大城,人口年增一成,住房紧缺,物价上涨,污水垃圾处置不及,已生乱象。
其二,贫富分化加剧。
工坊东主日进斗金,普通工匠虽收入增,然比起东主所得,仍悬殊巨大。
长此以往,恐生怨隙。”
句句切中要害。
李承乾暗自点头,这正是工业化必然伴随的问题。
“太子,”
李世民看向李承乾,“魏卿所言,你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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