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o7章改革进入深水区
明初的这套体系,最烂的还不是户部,而是整个财政体系都简陋到令人指o
苏泽在穿越前,曾经听过一个段子,说大明朝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
这是个市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
自由到官府完全不干涉,可以说大明是真正的法无禁止就行,什么买卖都能做。
明初那些对商人的禁令,到了明中期后,更是形同虚设,江南商人和官员士绅结交,官商勾结比比皆是。
至今,江南依然抵制开征商税。
即使苏泽为了促进工商业展,制定的工商税收很低,但是这些巨商豪强们,还是抗拒交税。
赚取了大量利润的巨商豪强不交税,与商业税的「自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财政对土地税的极端依赖和残酷压榨。
商品经济越是达,土地作为最稳定的资产,其兼并就越剧烈。
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或流民,而国家为了维持运转,只能将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诸在日益缩小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身上。
这无异于在干涸的池塘里捕捞最后几尾鱼,其结果必然是税基崩溃,民怨沸腾。
所谓「自由市场」的「繁荣」,其成本被完全转嫁给了最底层的农业生产者。
一方面,是商业的极度「自由」,另一方面,是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百姓的极度不自由。
大量流入的白银,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增加了底层生活的负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所以说,大明是被自己「富死」的。
这也是苏泽反对一条鞭法的原因。
如果只是增加农业税收,并不能解决大明财政的问题。
从在展中食利更多、获益更大的工商业主手里收税,才是解决大明财政顽疾的办法。
庞大的社会财富,需要通过有效的财政体系转化为国家力量,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国防建设或扶持新兴产业。
这样才是长久展之道,也是能让大明继续领先,并且永远领先于世界的唯一办法。
缝缝补补已经是不行了,如今这个面目全非的大明,面临比原时空大明更复杂的问题。
户部土三清吏司的混乱架构,地方上由里甲、粮长等非专业胥吏或地方豪强代理征税的模式,滋生了庞大的寻租空间和惊人的效率损耗。
所以,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户部,还有从省到府县,整个行政体系的调整。
之前苏泽的改革,分别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方面。
从上到下,就是开征市舶税,兴办工商,登莱铸币厂收取铸币税,建立倭银公司和铁路公司这种大型公司。
从下到上,就是在地方上开征商税,建立能够承担征收商税职能的新吏员队伍。
但是这两个改革,如今都遇到了瓶颈。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要建立一个贯通的体系。
朝廷的收入,如同人体的血液,其循环是否畅通无阻,直接决定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活力与存续。
所以苏泽这份奏疏,重点并不是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完成财政体系的贯通。
在他看来,当前大明财政的症结,远非仅仅是户部衙门内部架构不合理那么简单。
更深层次的顽疾在于,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征税到支出,从核算到监管,存在著严重的割裂与梗阻,宛如一条条断头路和淤塞的河道,让财富无法顺畅流动,更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家能力。
地方上的田税征收,严重依赖里甲、粮长以及地方豪强胥吏。
这些人往往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手中的微末权力,在征收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但是这些也只是表象罢了,更深层的是中央对地方实际税基、征收效率的掌控力极其薄弱。
户部收到的数字,往往是经过层层盘剥和「技术处理」后的残羹冷炙。
朝廷想要的钱收不上来,该用于地方的款项又可能被截留挪用。
这种上下脱节,导致中央财政虚胖,帐目数字可能不小,但实际可支配和有效监管的资金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