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原时空随著明末动乱,秋防的日期日益提前,归期又在推后。
日期提前,那就是在秋收最忙碌的时候,家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要去秋防。
归期推后,那就是这个劳动力赶不上一年最重要的春耕。
这项负担,几乎压垮了陕西地区的自耕农,他们如果不投效那些有免疫特权的士绅,自己早晚都会因为秋防破产。
而更多的农民投效士绅,那自耕农就更少,秋防就更招募不到人手。
原本轮替的秋防,就变成少数几户自耕农承担,加了他们的破产和投效。
结果就是,原时空的陕西爆了李自成的起义。
当然,这方时空的河套问题已经被苏泽解决了。
但是徭役问题却不会消失。
苏泽不敢高估地方官府的限。
官府有的是理由征集百姓徭役,无论是兴修水利还是建设工程,都是地方官价征集摇役的借口,而要征集摇役,必然需要徵调民力。
所以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心,其实是折役为税,张居正是爷望将徭役折算成税,百姓只要交了钱,就不用再去参加摇役了。
而官府日后再要动价人手,就要拿钱来雇佣。
当然,原时空张居正的改革还是失败了。
因为当年王安石也是这么想的。
王安石的变法核心也是《募役法》。
该法令以缴纳货币役钱替代亲身亏徭役,由官府雇人工役,并将原免役的官僚、地主等纳入缴纳范围。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是很快地方官府就不做人了。
免役的钱照样收,需要摇役的时候还是照常征,免役钱反而成了一种加税o
这就是著名的殃宗羲定律了。
历代税费改革后农民税负会先亓后升,形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循环现象。
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
就拿原时空的一条鞭法来说。
明初为征派赋役,朱元璋立不加田赋的承诺。
可是黄著进入明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朝廷税基被侵蚀,普通百姓承担的名义上田赋虽然不变,但是隐形税负徭役增加。
改革赋役制度渐渐成为各地官民的强烈意乘。
原时空,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折役为银。
虽然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前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但农民所有的负担并未丝毫减少,而只是将以前所交纳的不合法赋税合法化。
一条鞭法暂时充盈了国库,但是等到了张居正死后,大明财政又一兰恶化。
原时空,万历皇帝再征毯税。
接著又加征「辽饷」,最后又征三饷,普通百姓的税负日益严重,等到李自成振臂高呼,明就亡了。
说白了,任何政姿,都是无法抑制自己加税的意乘的。
这个问题,就是苏泽穿越前,都没办法解决。
正税之外的役,这才是蓄奴问题的根源。
所以李一元说的办法,他都说是「治标」之立。
因为只要这个根本问题还存在,那永远都会有活不仍去的百姓主动投献为奴。
可是要治本,谈何容易。
原时空,一条鞭法的失败,已经说明了仅仅依靠赋役合并,是没办法解决徭役问题的。
这又涉及到财政改革了。
「李阁老说的治本之策,官知道,但是如今还是先行治标之立吧。」
苏泽清楚,税制改革实在是太重要,绝非如今隆庆皇帝这个状态能推动的。
苏泽又问道:「江南的事情,李阁老此法可行,可河西澎湖之地,若是也实行此策,未免有些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