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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6章 扫帚与烟灰（第1页）

在彼得堡以北三百公里的列宁格勒州，一个名叫“新沃洛格达”

的小镇，在这里，冬夜的寒气能裹住整个城区。街道上，路灯昏黄得如同即将熄灭的煤油灯，映照出斑驳的砖墙和结冰的沟渠。镇子边缘，一排低矮的砖房静默地蹲伏着，像一群被遗忘的士兵。其中一栋，窗框上贴着褪色的“集体食堂配送点”

字条，门牌号是“7号”

，门廊下挂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灯罩上积着厚厚的灰——这便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谢尔盖耶夫的“家”

，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以及梦碎之处。

尼古拉是个瘦高个儿，颧骨突出，眼睛总带着点疲惫的锐利，仿佛他一生都在和时间赛跑。1983年，他从都的工厂被“调派”

到列宁格勒州，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组织需要”

。他干过钳工、搬运工，最后在大学城的集体食堂里当了个小头目。后来，他瞅准了“社会主义新生活”

的机会——大学生们饿得前胸贴后背，外卖配送成了香饽饽。他租下7号公寓，主卧住自己，次卧留给一个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彼得罗夫的小伙子。亚历山大是列宁格勒州农村来的，个子不高，说话带浓重的乡音，但手脚麻利得像台自动织布机。尼古拉一见就喜欢，干脆免了房租，还包了他三顿饭。亚历山大感恩戴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公寓扫得锃亮，连墙缝里的灰尘都抠得干干净净。他总说：“尼古拉大哥，劳动是我们的光荣！”

尼古拉听了，就笑，心里却想：这孩子，比我们这些“老革命”

还懂规矩。

前几个月，订单爆了。大学城的大学生们像潮水一样涌来，尼古拉忙得脚不沾地，连饭都顾不上吃。他盘算着：再干半年，就能回都申请一套真正的公寓了。可平静的日子，偏偏被一记闷雷劈得粉碎。

那是个周三的下午，大学城的食堂像被捅了马蜂窝。尼古拉和骑手们挤在角落吃午饭，啃着黑面包和腌菜。他一眼瞥见亚历山大坐在最远的角落，手里捏着半块面包，一动不动，脸色灰得像冻僵的土豆。尼古拉走过去，拍了拍他肩膀：“小亚历山大，怎么了？病了？”

亚历山大抬起头，眼神涣散，声音干涩：“尼古拉大哥，我……我昨晚没睡好，想请半天假，回家看看我妈。”

尼古拉没多想，点头道：“去吧，好好休息。活儿交给我。”

他拍了拍亚历山大的肩，心里只想着：这孩子，太较真了。

那天深夜，尼古拉累得像被抽了骨头，拖着身子回到7号公寓。一开门，灯亮了，次卧的门没关严，留着一道窄缝。里面漆黑一片，隐约能看见亚历山大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尼古拉没多想，只当是孩子累昏了头，轻手轻脚洗了澡，钻进主卧的被窝。他睡得死沉，没听见次卧里那点细微的、如同冰裂的声响。

第二天一早，尼古拉被闹钟吵醒，准备去站点。他习惯性地瞥了眼次卧门缝，心猛地一沉——亚历山大还保持着昨夜的姿势，趴在床上，像一尊被遗忘的泥塑。尼古拉心里“咯噔”

一下，但没多想，只当是孩子睡得沉，便直接出门了。中午，站点忙得人仰马翻，骑手们全被派出去了，尼古拉急得满头汗，连打几个电话，电话那头死寂一片。他一拍桌子，骂了句“该死的”

，骑上破旧的伏尔加自行车，风驰电掣地赶回公寓。

推开房门，次卧的门还留着那道缝。亚历山大依然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尼古拉冲进去，抬手拍了拍亚历山大的屁股，吼道：“都几点了还睡？站点都炸锅了！”

手落下去，亚历山大没半点反应，身子冰凉僵硬，像块冻透的铁。尼古拉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冲出房间，在楼道里哆嗦着打报警电话。不到二十分钟，救护车和“帽子叔叔”

（指克格勃）就赶到了。尼古拉被带到警局，做了笔录。调查结果出来：亚历山大因感情问题，吞了安眠药。他的女友，一个都来的文艺女青年，说他“太土”

，要回都。亚历山大没吭声，只在纸上写了“对不起，组织”

，然后把药吞了。

亚历山大的家属赶来，尼古拉心里过意不去，象征性地赔了两万卢布（相当于当时他半年的工资）。忙完后事，他打定主意搬家，可创业初期资金像沙漏里的沙，一粒一粒漏光。房租是提前交的三年，他咬牙忍了，硬着头皮在附近宾馆住了七天，才敢搬回7号公寓。头几天，死寂得能听见墙皮剥落的声音。他慢慢放下戒心，以为一切安好。

直到那个冬夜。

尼古拉下班回来，疲惫得像被抽了魂。他只想洗个热水澡，驱散身上的寒气。刚推开卫生间门，一股白雾扑面而来，花洒还在滴水，水汽氤氲得像仙境。尼古拉愣了愣，嘀咕：“昨天洗澡没关紧水龙头？”

他没多想，脱了衣服进浴室。水温刚热起来，他正搓着脖子，突然，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窜上来，像冰水灌进了骨头缝。他猛地回头——浴室门口，立着一个黑影，高瘦，轮廓模糊，像一截被冻僵的树干。

他眯着眼，想看清楚，可水汽太重，视线一片模糊。他慌忙擦干眼睛，再看时，门口空无一物。尼古拉浑身抖，草草擦干身体，冲回主卧，反锁房门，死死贴在墙上，连呼吸都屏住了。那晚，他没合眼，眼睛睁得老大，盯着天花板，仿佛要看出个窟窿来。

天刚蒙蒙亮，他鼓起勇气开门，走到客厅。一进门，他差点晕过去：客厅的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沙套被抖得整整齐齐，茶几上的烟灰缸干干净净，连地上的一根头都不存在。他冲到次卧门口，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门把手。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推开房门——屋里空荡荡的，只有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窗帘飘动。

他松了口气，转身要走，却闻到一股淡淡的烟味。他抬头，窗台上，一个烟头正冒着青烟，像一只微弱的眼睛。他冲过去，捡起烟头——是“红宝石”

牌香烟，列宁格勒州特产，整个配送站只有亚历山大抽这个牌子。尼古拉记得清清楚楚，亚历山大死后，他特意买了一包新烟，放在次卧的床头柜里，盒子封得严严实实，没拆过。可现在，烟盒敞着，里面少了一根。

尼古拉的腿一软，瘫坐在地上。他脑子里嗡嗡作响：“鬼……鬼魂？”

他不敢再待，连滚带爬冲出公寓，第二天就租了新房子，行李箱装得满满当当，像逃难一样。

多年后，伊万·彼得罗维奇·伊万诺夫——那个总爱在深夜讲怪谈的退休教师——在彼得堡的公寓里，对着几个围坐的邻居，讲起这个故事。他端起伏特加杯，清泉般的液体晃动着，映出他眼角的皱纹。

“朋友们，”

他声音沙哑，像老式收音机的杂音，“你们知道吗？在罗刹国，连鬼魂都得遵守劳动纪律。不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生存的本能。”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一圈，眼神里带着苏联政治笑话中才有的讽刺。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那个农村来的小伙子，他不是自杀的。他是被‘社会主义’逼死的。在列宁格勒州，一个农村孩子，想在大学城找点活干，得先学会‘不累’。他每天扫地，擦桌子，连窗台上的灰都抠得比列宁的雕像还干净。可他的心，却像块冻僵的土豆，被感情的冰霜冻得裂了缝。他女友说他‘土’，他没吭声，只在纸上写‘对不起，组织’——这比死还可怕。在罗刹国，连死都得符合组织要求。”

伊万灌了一大口伏特加，继续道：“尼古拉搬走后，常跟我叹气：‘亚历山大，你扫得比集体农庄还干净，可活人连喘口气的自由都没有。’他以为鬼魂是来报恩的，可哪是报恩？是讽刺！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鬼魂还得打扫卫生，抽根烟，而活人却连‘不想活’的权利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