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把纸箱塞进对方怀里,里面掉出萨沙的日记。他弯腰捡起,在泛黄的扉页上写下:“致未来的四十七号房主人:墙纸底下,藏着一个叫萨沙的男孩。请别撕掉它。”
他将本子塞回纸箱,对彼得罗夫的妻子微笑:“面包很香。替我留个床位,好吗?锅炉房太冷。”
下诺夫哥罗德的雪不知何时停了。伊利亚沿着伏尔加河步行,前往城郊的临时工棚。晨光刺破云层,照亮河面龟裂的冰层。他路过国营商店,橱窗倒影中,自己鬓角已染霜。玻璃上凝结的冰花里,西里尔字母如藤蔓般蔓延,交织成无数陌生的名字——阿纳托利、塔季扬娜、尼古拉、瓦伦蒂娜……那些被住房委员会注销的、被生活碾碎的、被亲人遗忘的名字,在霜花中静静呼吸。
“看啊,”
伊利亚对倒影中的自己低语,“我们都在这里。”
工棚在伏尔加河拐弯处,原是废弃的木材仓库。铁皮屋顶漏着风雪,二十张铁架床挤在弥漫着汗味和劣质烟草的空间里。床头钉着一块木板,用粉笔写着住户名单。伊利亚找到最角落的床位,铺开薄毯。对面床铺的老工人咳嗽着递来半杯热茶:“新来的?叫什么名字?我帮你登记。”
伊利亚接过茶杯,暖意从指尖蔓延。他掏出铅笔,在木板空白处写下:
伊利亚·谢尔盖耶维奇·普罗霍罗夫
四十七号房(旧居)
老工人凑近看:“四十七号房?那不是分给彼得罗夫工程师了吗?”
“是啊,”
伊利亚吹开茶面的浮沫,“可霜花上的名字,不会搬走。”
深夜,工棚鼾声如雷。伊利亚裹着毯子坐在窗边,看月光照亮玻璃上的冰霜。他用冻红的手指在霜花上缓慢书写:
柳芭·费多谢耶夫娜·维什涅娃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三(生卒年)
并非多余之人
写完最后一笔,寒气突然退去。炉火般暖意从指尖流遍全身。月光下,霜花中浮现出柳芭灰蓝色的眼眸,像两颗沉在冰湖底的星辰。她没有说话,只是对伊利亚轻轻微笑。窗玻璃映出伊利亚的脸——皱纹里嵌着煤灰,可嘴角上扬的弧度,竟像少年。
次日清晨,工棚广播突然响起刺耳的电流声。区住房委员会的通知在杂音中断断续续:“……紧急通知……普罗霍罗夫同志……调查现……您擅自篡改档案记录……撤销临时安置资格……即刻起……无家可归人员……统一遣送至沃尔库塔劳改营……”
广播戛然而止。工棚里死一般寂静。二十双眼睛从被窝里抬起,望向角落的伊利亚。老工人默默挪开自己的铺盖,露出底下一块干燥的木板:“坐这儿吧,同志。西伯利亚的冬天,比伏尔加河的冰更冷。可人心里有团火,雪就冻不住名字。”
伊利亚没有动。他走到结霜的窗前,用指甲在冰花上刻下新的名字。霜花蔓延,覆盖了整面玻璃,像一张巨大的、晶莹的名册。工棚里的人陆续起身,围到窗边。一个独臂老兵用残肢按着玻璃:“写上我的名字,同志。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一九四三年在斯大林格勒丢的胳膊,一九五八年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赶出公寓……”
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轻声说:“娜塔莎·瓦西里耶夫娜,丈夫死在古拉格,委员会说‘单身母亲不符合三口之家标准’……”
霜花名册越写越长。伊利亚的指尖冻得紫,可心口滚烫。当劳改营的卡车轰鸣着停在工棚外时,他正写下最后一个名字:柳芭·费多谢耶夫娜。车门打开,穿军大衣的押送员跳下车,呵出的白气在晨光中蒸腾。
押送员推开工棚铁门,寒风卷着雪片灌入。他扫视一圈,目光落在霜花覆盖的窗户上,愣住了。整面玻璃宛如冰雕的圣像壁,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在朝阳下折射出彩虹般的光。他抬手想擦掉霜花,指尖触到冰面的瞬间,却像被烫到般缩回。他沉默地站了很久,最后从大衣内袋掏出一个小本子,对照着霜花上的名字,一个一个抄录下来。
“沃尔库塔不是终点,”
押送员将小本子揣回怀里,声音沙哑,“我父亲的名字,也在某个霜花上。走吧,普罗霍罗夫同志。路上冷,我带了伏特加。”
卡车在雪原上颠簸前行。伊利亚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闭上眼睛。押送员递来的酒壶在手中传递,劣质伏特加烧灼着喉咙。他忽然感到一阵暖意——不是酒,是某种更恒久的东西。透过结霜的车窗,他看见无垠雪原上,无数冰晶折射着阳光,每一粒霜花里,都映着一个不肯被遗忘的名字。风雪中,似乎有女人轻柔的歌声飘来,唱着古老的民谣,关于伏尔加河的冰层下,沉睡的星辰如何守护迷途的旅人。
伊利亚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呵出一口白气。霜花悄然凝结,覆盖了他唇边的水雾,也覆盖了车窗外苍茫的白色世界。玻璃深处,柳芭灰蓝色的眼眸静静注视着他,像永不熄灭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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