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是一件穿不走的衣服。”
老妪冷笑,“你把贴身的旧鞋旧衣带来,我替你烧掉,让他量量尺寸,好给你裁一件合身的——活人穿阴衣,寿命要打折,你可愿意?”
安娜没回答。她想起母亲常说:西伯利亚人不怕冷,怕的是热得不明不白。
十月十五,朔日,无月。
砖窑废弃的烟囱在夜里像一根插进天幕的锈针。安娜带着中学时代的白胶鞋、一件已经洗得透光的文化衫,以及那张在梦里霉烂的粮票——醒来后现它完好无损地躺在钱包夹层。
阿库琳娜用铁棍拨火,让焰舌舔得像集体农庄宣传画里的麦浪。
“先烧鞋,再烧衣,最后把粮票丢进去,让他找零。”
老妪吩咐。
火噼啪作响,升起一股甜腻的油脂味,像有人在烤不新鲜的猪皮。烟气盘成柱状,久久不散,顶端竟显出男孩的上半身:风衣铜扣全部解开,胸腔里空洞得能望见对面的星。他抬起手,把一颗乌黑的麦穗抛向安娜。麦穗在半空炸裂,飞出无数细小的黑粉,沾在她睫毛上,像一场逆向的雪花。
“尺码量好了。”
老妪用铁棍敲碎火堆,“以后别走夜路,他再喊你,你就报我名字。”
回宿舍的路上,要经过一段废弃的有轨电车轨道。霜把枕木刷成银色,踩上去会出饼干碎裂的脆响。
安娜走到轨道中央,忽然听见身后有风衣下摆扫过铁轨的金属声——嗤啦、嗤啦,节奏与她心跳完全一致。她回身,看见远处立着那个瘦长的剪影,铜质像章在夜色里反射着极微弱的光,像一枚被挖出的扁桃体。
“东西已经给你了。”
男孩的声音贴着耳背响起,可前方剪影的嘴并未开合,“别忘了穿。”
她低头,现自己身上不知何时已套上那件藏蓝色长风衣,尺码大得可以把整个人对折装进去。袖口内侧缝着一块旧布标,上面用墨水写着: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1989—?,楚良村梁街第三间,待取。”
她想扯掉风衣,却现扣子全部长进肉里,每扯一下,肋骨就出拆卸木箱的闷响。
之后她再没梦见过男孩,却开始持续低烧。
x光片显示,她的胸腔里出现一条笔直的“气体带”
,从喉结一直延伸到横膈膜,边缘整齐得像被镰刀割过。呼吸科主任对着灯箱看了半小时,只憋出一句:“像一条还没通车的隧道。”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罗科索夫斯克市降下第一场雪。
雪片不是落,而是像被谁从高处撕碎的公告纸,一片片贴在窗棂、灯柱、电车顶棚,也贴在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滚烫的眼皮上。她请了病假,揣着肺部那条笔直的“气体隧道”
,坐上东去的慢车。车厢里,暖气坏了,乘客们把冻僵的手插在别人的大衣口袋里,像集体主义时代共享的最后一碗热汤。
共青城在雪幕里显得比实际年纪老。母亲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站在月台,举着一把掉光了漆的搪瓷茶缸——不是接人,而是接雪。“让雪先进家门,”
她说,“这样屋里就不会太冷。”
安娜想笑,却咳出一团白雾,雾里有细小的黑屑,像霉烂的麦穗。
母亲把她少年时的相册搬出来,橡木封面裂着口子,像干涸的河口。她们一页页翻,像在翻一条被官方修志时删掉的支流。初二那年的集体照背面,果然有一行铅笔字:
“赠给安娜,愿你在更大的集体农庄里,继续做优秀的少先队员——莫恰洛夫”
字迹被橡皮擦过,却仍留下淡痕,像一条不肯愈合的疤。铅笔屑在纸缝里出轻微的“嚓嚓”
声,仿佛有人仍在暗处继续擦,要把整段记忆擦成白纸。
母亲眯眼回忆:“那年暑假,你去南方姑妈家玩,回来嚷着说看见麦田全部变黑,像被火烧过。我还以为你中暑。”
“姑妈家在哪儿?”
安娜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空罐头里传出。
“地图上没有,”
母亲耸肩,“集体农庄撤销后,地名就被墨水涂死。我只记得信封上写过‘楚良’两个字,邮戳却盖在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