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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好古敏求 夫子的求知路（第6页）

（《史记?孔子世家》）。这种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与孔子“好古敏求”

一脉相承。

撰写《史记》时，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对于黄帝的传说，他“择其言尤雅者”

（《史记?五帝本纪》），选取可信的部分；对于不同说法，如“禹兴于西羌”

“禹生于石纽”

等，他进行多方比对后再下结论。这种严谨的态度，使《史记》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巨着，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种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正是“好古敏求”

精神在史学领域的体现。

郑玄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

，展现了“好古”

的包容。东汉时期，经学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今文经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注重文字训诂，两派相互攻击，难以统一。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

（《后汉书?郑玄传》），学习今文经；后又西入关中，从马融学古文经，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

，郑玄在其门下三年不得见，仍“日夜寻诵，未尝怠倦”

（《后汉书?郑玄传》），最终因解答“浑天说”

的疑难而得到马融的赏识。

学成之后，郑玄融合今古文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

（《后汉书?郑玄传》），注遍群经。他注《诗经》时，既采用古文经的文字训诂，又吸收今文经的义理阐释；注《周礼》时，结合《礼记》《仪礼》的相关内容，使零散的礼仪规定系统化。这种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使经学从纷争走向统一，正如《后汉书?郑玄传》所说“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这种“好古”

的包容与系统，是对孔子“删《诗》《书》”

精神的继承与展。

朱熹的“格物致知”

，展了“敏以求之”

的方法论。南宋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提出“格物致知”

的认识论，主张“即物而穷其理”

（《大学章句》），通过研究事物来获得知识。他认为“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

（《朱子语类》），这种“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

的积累，与孔子“敏以求之”

的精神一致。

朱熹编纂《四书章句集注》时，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进行详细注释，既参考汉唐注疏，又融入自己的理解，使传统智慧适应时代需求。他强调“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朱子语类》），将学习、思考与实践相结合，这种“敏以求之”

的方法，使儒家思想更加系统化、大众化。他在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强调“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五个步骤正是对孔子“学思结合”

“学行结合”

的继承与展，成为后世书院教育的典范。

六、好古敏求的当代价值：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好古”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当代社会有着生动体现。当今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昆曲、古琴、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孔子“好古”

的精神一脉相承，不是为了将传统封存为古董，而是从传统中汲取灵感，实现创新展。昆曲《牡丹亭》在保留核心唱腔和剧情的基础上，采用现代舞台技术，使“游园惊梦”

的场景更加唯美，吸引了年轻观众；古琴艺术通过与现代音乐元素结合，创作出新的曲目，让古老的乐器焕出新的活力。

故宫博物院的“让文物活起来”

实践尤为典型。通过数字化技术，故宫将“千里江山图”

“清明上河图”

等珍贵文物转化为数字资源，观众可以在线上高清浏览画作的细节；通过“故宫文创”

，将文物中的图案和元素转化为文具、服饰等生活用品，使古代文化融入现代生活；通过“养心殿数字展”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走进”

养心殿，体验古代帝王的生活场景。这些实践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好古”

与“知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