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丧礼上“存鲁、乱齐”
后仍大张旗鼓,便是“过”
;“不及”
是退缩,子夏在莒父为官却“无所作为”
,便是“不及”
。
孔子学《易》后更明白,“中”
不是固定的点,而是“时中”
——《周易?蒙卦》“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根据时机调整行为。他在鲁国时“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
(《论语?乡党》),是“邦有道”
的恭谨;在卫国见灵公怠政,便“去卫过曹”
(《史记?孔子世家》),是“邦无道”
的避祸,这种“时中”
让他始终“免于刑戮”
,正是避免大过的关键。
“无大过”
的核心是“见几而作”
。《周易?系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
,“几”
是错误的萌芽。孔子任鲁国司寇时,见季氏“八佾舞于庭”
(《论语?八佾》),立刻批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是舞蹈行列,天子八佾(六十四人),大夫四佾,季氏用八佾,是“大过”
的开端,必须及时制止。
他反对“季氏旅于泰山”
(《论语?八佾》),因这是诸侯祭天的礼仪,大夫为之就是“僭越”
的“几”
。当时冉有说“不能救也”
,他便叹“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连泰山之神都比季氏懂礼,这种讽刺正是对“见几”
的坚持。
孔子晚年总结一生,对“过”
有了更深理解。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年轻时志向虽纯,却难免“好勇过我”
(《论语?先进》)——如在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召他时,竟想“往矣!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后经子路劝谏才止,这是“过”
;
“三十而立”
,确立了人生方向,却在仕途中有“欲则不达”
(《论语?子路》)的急躁——任中都宰时想三个月就推行周礼,被冉有劝“循序渐进”
,才修正策略;
“四十而不惑”
,虽明事理,却仍有“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的短视——在卫国曾因“卫灵公与夫人同车”
而愤然离去,后反思“邦无道,不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