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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 行藏与智勇 夫子的权衡（第5页）
，或许正是看到子路在勇中融入了审慎，实现了“好谋而成”
的精神成长。
五、行藏之道的历史实践：从孔门到后世
孟子对“行藏”
的展，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孟子?尽心上》）。“达则兼济”
是“用之则行”
的扩展，不仅个人施展抱负，更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穷则独善”
是“舍之则藏”
的深化，在不被用时仍“修身见于世”
。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时“说之以仁政”
，是“行”
；被拒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
，是“藏”
，这种实践与孔子一脉相承。
汉代的张良，堪称“行藏”
的典范。辅佐刘邦时“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史记?高祖本纪》），是“用之则行”
；汉朝建立后“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
（《史记?留侯世家》），是“舍之则藏”
。他的“行”
有谋，“藏”
有度，既避免了韩信“兔死狗烹”
的结局，又保全了功名，正如《史记?留侯世家》“子房之术，可谓审矣”
，审时度势的智慧使其行藏自如。
唐代的魏征，以“行”
为主，却不失“藏”
的智慧。辅佐唐太宗时，“犯颜直谏”
二百余事，推动“贞观之治”
，是“用之则行”
；他深知“伴君如伴虎”
，晚年“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
（《旧唐书?魏征传》），既保留直谏记录（行），又避免过度张扬（藏）。这种“行而有节”
的智慧，使他成为“一代名相”
，善始善终。
宋代的范仲淹，将“行藏”
升华为“忧乐”
情怀。“庆历新政”
时推行改革，“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
，是“用之则行”
；改革失败后被贬邓州，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是“舍之则藏”
中的胸怀。他的“行”
不是为个人功名，“藏”
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