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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孔门四忧 修行的警钟（第6页）

，遂“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殷本纪》），最终“武王伐纣，纣兵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隋炀帝“自负才学”

，臣下“有谏者辄杀之”

，如“薛道衡因‘空梁落燕泥’诗句遭忌被杀”

，明知“大兴土木、三征高丽”

是错却“执迷不悟”

，最终“江都兵变”

被杀，印证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论语?卫灵公》）的古训。

“改过”

的典范，推唐太宗李世民。他“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旧唐书?魏徵传》），重用魏徵等谏臣，“魏徵前后陈谏二百余事，皆切中时弊”

，即便“龙颜大怒”

，仍“纳谏改过”

。如贞观四年，太宗欲修洛阳宫，张玄素谏“陛下初平东都，曾观广殿，皆撤毁之，此天下所共知也。今复修之，是隋役又兴”

，太宗“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遂停作，赐玄素彩二百匹”

（《贞观政要?纳谏》），这种“从谏如流”

的改过，成就了“贞观之治”

。

宋代的司马光，晚年“着《资治通鉴》，因‘失察’而误记史实，闻过即改”

。《资治通鉴》初刊后，学者刘恕现“关于唐代牛李党争”

的记载有误，司马光“闻之，欣然曰：‘微君，吾几误矣！’”

，立即“重加考订，修正其误”

（《宋史?刘恕传》）。他在《训俭示康》中反思自己“少时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

，却曾“得家书，言‘京师物价高，居大不易’，遂稍增用度”

，便“深自悔责，其后终身俭素”

，这种“改过”

的坦诚，使《资治通鉴》成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史学名着。

明代的徐光启，“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知旧历之误而改之”

。他现“大统历（明代官方历法）多有误差”

，便“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引入西方科学方法”

，主持编撰《崇祯历书》，“考正历法，修正误差”

（《明史?徐光启传》）。面对“祖宗之法不可变”

的质疑，徐光启“据理力争，谓‘苟利于国，何论古今’”

，这种“学术上的改过”

，推动了中国古代历法的进步，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

当代的“改过”

，从个人到社会都有体现：个人通过“自我批评”

提升（如企业员工的“复盘会”

反思工作失误）；企业通过“产品迭代”

修正缺陷（如苹果公司每年更新iphone系统修复漏洞）；社会通过“制度完善”

纠正偏差（如中国“收容制度”

的废除与“救助管理办法”

的实施）。这些实践证明，“改过”

是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如陶行知所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而改过是行动的修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