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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第7页）

的转型。高祖刘邦初不喜儒，陆生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刘邦乃令陆生“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陆贾作《新语》，主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开启汉初儒道融合之风。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推动“鲁变至道”

的进程。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以儒学统一思想；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

，招收弟子五十人，后增至数千人，培养儒家人才，使“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

这种“外儒内法”

的模式，虽非纯“道”

，却接近“道”

的境界。武帝既“攘四夷，广土斥境”

（齐之武功），又“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

（鲁之文治），使汉成为当时世界强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传入，礼乐崩坏，偏离“道”

的方向。“竹林七贤”

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

，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

，冲击着传统礼乐。

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推行汉化，“禁胡服胡语”

，“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重拾礼乐传统（鲁）；同时“均田制”

“三长制”

，“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

，展生产（齐），一度出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

的景象，展现了变革回归“道”

的潜力。

唐代的韩愈，倡导“古文运动”

，主张“文以载道”

，批判佛老，试图重振儒家之道。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将“道”

回归孔孟本义。

他反对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

，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虽过于极端，却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奠定基础。韩愈弟子李翱作《复性书》，融合儒释，主张“性善情恶”

，“复性”

即“灭情复性”

，开理学先河。

宋代是“鲁变至道”

的深化期。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

，既“明黜陟、抑侥幸”

（改革吏治，齐之务实），“考核官吏，升迁罢黜”

，又“兴学校、改科举”

（振兴教化，鲁之礼乐），“令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得应试”

；王安石变法，以“因民所利而利之”

为原则（齐），推行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却也重视“明礼义以养其心”

（鲁），编订《三经新义》作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