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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 十室之邑好学之光不灭（第2页）

中学习过。他们在寺中的读书生活，被后人记录在《开元寺读书图》中，图中十几位学子围坐在一起，有的低头看书，有的争论不休，有的则在向僧人请教，一派浓厚的学术氛围。

元代的王祯是着名的农学家，他编写的《农书》是中国古代农学的集大成之作。为了完成这部着作，他“遍历田野，与农夫野老相谈，记录其耕作之法”

。在《农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吾少时不知农，见农夫劳作，以为甚易。及长，学农书，方知其中有大学问。”

他还在书中绘制了各种农具的图谱，并详细注明了其制作方法和使用技巧，这些都是他向老农们虚心学习的成果。王祯的好学，不仅在于读书，更在于向实践学习，向生活学习，这种“知行合一”

的学习态度，让他的学问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三、逆境中的坚守

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俘，囚禁在大都的土牢中。在《正气歌》的序言里，他写道：“当此之时，此心光明，何复他求？惟日诵《论语》，以求圣贤之学。”

狱卒曾问他：“国已破，家已亡，尚学何为？”

他答道：“学乃吾命，命可夺，学不可夺。”

这种在绝境中对学问的坚守，正是对孔子“好学”

精神的极致践行。文天祥在狱中还写下了《指南录后序》，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抗元经历和求学心得，其中有一段写道：“在患难中，更知学问之可贵。每读一句书，便觉有一股正气充盈于胸。”

他的好学，已经越了知识的层面，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修炼。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却始终带着书箧上路。他在《与友人书》中描述自己的求学经历：“马背为纸，枯枝为笔，遇有心得，即书于衣袂。”

在《日知录》的自序中，他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

这种“苟日新，日日新”

的治学态度，让他成为清代学术的开山鼻祖。顾炎武在游历北方时，曾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下住过一段时间，当地百姓回忆，他“每日天未明即起，登山观日出，归则读书至深夜。有时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会徒步数十里去向当地的老者请教”

。他的好学，不仅在于勤奋，更在于严谨。

近代学者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却仍坚持着述。他的助手回忆：“先生虽目盲，然记忆惊人，每论一事，必引经据典，核对无误而后已。”

在《柳如是别传》的撰写过程中，他为了考证一个细节，让助手诵读相关典籍达数十遍，这种“皓穷经”

的精神，正是“好学”

二字在近代的最好诠释。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对学生说：“读书先识字，识字先识音。一字不识，何以读书？”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弄清一个古字的读音和含义，常常查阅数十种文献，直到完全弄明白为止。即使在失明后，他也没有放弃学习，而是通过听书、口述等方式继续研究，他的这种精神，让无数后学深受感动。

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东巴文化博物馆，保存着一本清代的东巴经手抄本。经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和士成的普通纳西族人，他在序言中写道：“吾家十室之宅，世代以耕读为业。虽无名师，然每得一书，必父子相传，昼夜诵读。”

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的好学传统，证明孔子所说的“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早已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和士成生活的年代，纳西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学校，他就自己在家中教子女学习东巴文。据他的后人回忆，“祖父常常在火塘边教我们认字，每一个字都要讲出它的来历和含义，直到我们完全理解为止”

。和士成的好学，不仅传承了纳西族的文化，也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清代的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极致的好学精神。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为了写好书中的诗词，他“遍读唐诗宋词，学习其格律意境”

；为了描写贵族生活，他“走访故老，了解旧时礼仪习俗”

。在《红楼梦》的手稿中，有许多修改的痕迹，有的诗词改了几十遍，有的情节调整了多次，可见他对创作的精益求精。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在《题芹圃画石》中写道：“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这种将学问融入创作的精神，让《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

四、市井中的智慧

清代乾隆年间，北京琉璃厂有一家名为“汲古阁”

的书铺，掌柜的是位名叫张松年的普通商人。他虽未考取功名，却精通版本目录之学。学者戴震曾在日记中记载：“松年虽市井人，然于古籍版本之辨，远胜许多儒生。每与论学，必出新见，皆由平日留心钻研所致。”

这种在市井中孕育的学问，让“十室之邑”

的好学精神有了更鲜活的注脚。张松年的书铺里，不仅卖书，还常常聚集着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在这里交流学问，讨论问题。张松年虽然是商人，却从不唯利是图，遇到家境贫寒的学子，他常常免费赠书。他说：“书的价值不在于卖出多少钱，而在于被多少人读懂。”

近代的齐白石，出身贫寒，早年做过木匠。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吾初学画，无师可拜，见人画得好，便偷偷模仿。夜间无灯，就着月光练习。”

为了学习篆刻，他曾“剖石三千”

，手指磨出厚茧也不放弃。这种在平凡生活中对技艺的执着追求，正是“好学”

精神的生动体现。齐白石在学画的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向生活学习。他“观察鸡雏的形态，常常蹲在鸡窝旁一整天；描绘虾的游动，就在鱼缸边仔细观察”

。他的画作之所以生动传神，正是因为他的好学不仅仅是模仿，更是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在上海的弄堂里，曾住着一位名叫顾廷龙的古籍版本学家。年轻时他在银行当职员，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研究古籍。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日下班，即往书肆，见有善本，虽节衣缩食必购之。夜则展卷细读，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种在繁忙工作中对学问的热爱，让他最终成为一代学术大家。顾廷龙还创办了合众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他说：“我的愿望是让更多的人能读到这些好书，从中学到知识和智慧。”

他的好学，不仅在于自己求知，更在于分享知识，这种精神让“十室之邑”

的好学之光更加明亮。

民国时期的上海，有一位名叫陈阿翠的洗衣妇，她虽然不识字，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她常常请人把报纸上的新闻读给她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追问。后来，她还向邻居家的孩子学习认字，“白天洗衣，晚上认字，一年下来，竟能读简单的书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