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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第4页）

，但学者各有其思想背景和更微妙的身份状况，体制化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若看作一律，批判的有效性就不存在。

宣言之后也有一些网文零星出现，并有纸媒做后续报道，观点认为是吕新雨的观点激怒了众人。他们认为阶层观点其实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设计，是把自己置于一个更

高的层次上。关于吕新雨的阶层论，上文已有谈及，此不赘述。不过我认为，宣言后的情绪其实来自伦理问题的讨论。南京论坛学者发言和现场气氛使话题在伦理问题和阶层问题上停留了很久，但基本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交流。（对于伦理问题，我在论坛前后都有涉及，并且之前曾撰写《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这也许让人不爽。）郭熙志教授在现场谈得也相对深入——他谈了一些私影像中摄像机的位置问题，他不认为越隐私越残酷，纪录片就越有成就，他觉得应该超越表象，追寻内心的事实。这些意见既针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因为他正在进行私影像创作，这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郭同时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对于伦理问题的讨论，可能会让导演有一种压迫感，创作时过多考虑伦理问题就如同戴了一个枷锁。他们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但伦理问题并非学术禁区，不能逃脱被讨论的命运。有的导演若反对会议上的观点，可以具体争论，但若以“宣言”

里那种通过质疑评论者资格的激进方式试图关闭这个议题，我不能同意。

同样，“真人（原型）奖”

的设计也许令人不快。“真人奖”

是让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出来说话，这里也开启了一个维度，对于某些导演来说，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于素材的阐释权受到了

挑战。这其实是纪录片本体中的必然矛盾，这个必然的分裂其实是纪录片本体里有意味的存在。但原型真人并非一定拥有高于纪录片导演的阐释权，请他（她）来的最大智力挑战，其实是如何通过这一行动来深化探讨纪录片本体论。有感于中国纪录片介入社会现实的巨大能量，这个奖还可以增加被拍者在世界上的“存在感”

，从而促进对话、增进影响。

因此，在此后黎小锋组织的“海上论坛”

里，我提出以“关系美学”

（这个词在国外已出现，但在国内尚无影响，也无系统的翻译，我们在自己的视野里使用这个词语，不一定与西方的relationalaesthetics发生必然的联系）来总结我上面所叙述的观点。无论是静观电影的阐述还是真人奖的设计，其实都在讨论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维度——对纪录片所包含的关系模式的探讨。我认为在某种程度或层次上，纪录片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交往。很多艺术形式里都包含社会交往，但是纪录片的交往方式和程度不一样，尤其是非假定时空里的交往过程，越来越成为纪录片的内容本身。纪录片作者的个性深度与人文特点，决定了在与对象互动时的召唤能力，纪录片的内容是由主体（作者）召唤来的，面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人召唤出的东西面貌往往不同，因此纪录片

也同时是一种召唤美学——这一名称的提出则强调了创作者的文化差异性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性。而从前期到后期，纪录片导演、被拍者、观众、评论家一起，在建立一种丰富的关系世界。我觉得张献民最近对于纪录片的理解是一个理想状态：“根本，我们不仅在构建一些影像文本，我们也在构建我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我们在构成某种社群。”

当然，回到“南京宣言”

，也许这里最该关心的是如何建立评论家和创作者的关系。作者对于评论家能期待什么？评论家为何收到这么多的反对意见？具体到当下独立纪录片文化来说，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受到了忽视，而且评论环境也不完善，很多好作品进入不了媒体的视野，也没有被评论家的语言所覆盖到。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评论家包括我未能尽责。季丹在海上论坛里说到，“南京宣言”

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一些导演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忽视。毛晨雨曾对我说：当你的写作成为了解纪录片的重要参照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了。他公开表示希望有一个尽量公正的描绘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权力地图”

。

值得描述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南京论坛后，先有“海上论坛”

，后有易思成在纪录片作者毛晨雨的故乡岳阳某村组织“湘会”

，希望继续南京的讨论。在这些过程前后，吕新雨将发

言进行了调整，形成了《“底层”

的政治、伦理与美学》一文。其实此文已经不再是现场的文本，它有大量的修正，但它是以一个论坛现场的现在进行时语气来开始讲述的，比如“刚才小鲁谈到了……”

。有些参与者包括我本人并不认同这个文本，认为它营造了一个“伪现场”

。如果不对这一点详加说明，南京论坛的现场脉络将更加浑浊。我愿意将此文看作吕新雨此后思想的发展和调整。在这篇文章里，她调整的方向是对自己南京时所界定的阶层论、代言论进行了弱化，将之修改为“底层的自传”

，同时肯定了有些导演在宣言前后提到的“纪录是一种性爱的方式，摄影机则成为阳具”

。

在生活中，大家并不愿意被看作底层，但在文化讨论时，自称底层似乎就获得了一种权力。吕在此将导演和被拍摄者看作一体，把自己处理成独立纪录片界的维护者，似乎很符合某些人的愿望。但吕新雨无论是强调导演和对象的阶层差别，还是后来改变为强调阶层一致、镜头内外一体（自传说），都是一种简化，是对问题复杂性的遮蔽。尤其是当这些理论是针对南京论坛前后伦理问题的具体讨论时，这些观点就使讨论变成淤泥与沼泽。吕老师说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是“神意”

，说独立纪录片导演“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拍摄者与他者的伦理关系

，转换为拍摄者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把伦理的压力和挑战转移到自我的身上”

，而且她提到了一个“自伦理”

的概念。

我认为“自伦理”

在论坛前后的辩论语境里是一个伪概念。伦理是在你我之间、在多重关系中建立的，那种你我无分别仅是一种想象。张献民曾这样质问某导演：“你凭什么相信你和被拍摄者就融为一体了？”

我在谈到伦理问题时曾说反对过于严厉的道德观，但也不赞成以“做爱理论”

抹杀伦理问题。性爱必须是双向的，否则可能是强暴。我们从未在一般意义上指出独立纪录片有伦理问题，我们在论坛前后谈及伦理问题时，是指向非常具体的事例的。这并非“替天行道”

，并不是把被拍摄者看作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去居高临下地代人维权，因为的确在个别纪录片里出现了一种不尊重被拍者意愿，从而造成伤害的例子。即便没有这些事例，镜头之间的权力关系真的不需要任何讨论？镜头前后的差别果真可以通过花哨的学术语言来抹平？当他们宣称知识分子要为底层代言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进一步强调这根本不是代言，而是自己拍自己（因为他们同为底层）的时候，这种抚摸式的理论可能使理论家和创作者相处和谐，但摄像机另外一端的人却被彻底排除在外了——请被拍者到场的“真人奖”

其实也受到个

别导演的排斥。而学者还富有激情地宣布：“当底层成为自传，底层就不再是喑哑的无名的存在，黑暗、巨大与被遗弃的存在……”

也许这个时候，底层才是彻底喑哑的。南京宣言的某些言辞在此反而显得非常有效：“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底层，也许对于真正底层的处境并不在意。”

评论家何为？在南京论坛后的另外一个座谈会上，吴文光是这样界定评论家的：“评论家是创作者的儿子。”

在过去的争论里，要么是父亲（指导创作），要么是儿子（服务于创作）——评论家和创作者是否还可以建立其它的关系？而有的导演撰文公然表达评论界的可怕和毫无价值，询问其具体究竟，却又不愿意细读对方的文本也不愿意进入其中展开讨论，仅以“可怕”

名之。当某些纪录片导演认为所有的评论者没有让他满意的时候，当有人以强势的方式宣告学者不具有话语资格并且宣称“评论家必须谦虚”

的时候，当此时，学者该如何自处？学者的独立性又如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