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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柔软的部分（第2页）

那样“强取豪夺”

，而是被拍摄对象在不知道被“偷盗”

的情况下主动展示出来，所以创作者更觉得痛心。

但作为创作者，这些是最想放到电影里的部分，本来就是为了汲取人“柔软的部分”

才启动摄影机，所以最后必然会收录到电影里。观众也是抱着对这部分的期待才来到影院。最后，被拍摄对象受到的伤害，与“柔软的部分”

的柔软度也是成正比的。

拍纪录片和看纪录片这两件事里面都贯穿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之前才会有“纪录片创作者性恶论”

一说。而另外也存在着与之对抗的“纪录片创作者性善说”

。

拍摄人内心“柔软的部分”

在伦理上到底是被允许的呢？还是不被原谅的？这是个永恒的问题。但一方面可以说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也就是说我一边烦恼，一边也持续拍摄那些“柔软的部分”

并展示给观众。我也不是没想过，自己的“烦恼”

可能就是为了向自己和别人强调“我骨子里还是个好人所以才烦恼”

，是一种心理机制。另一方面，我觉得不描写那些“柔软的部分”

，就不可能接近被拍摄者的人性，也就不可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关于这个问

题，我在一个放映会会场直接询问过怀斯曼，他的电影里一定反映出了人内心“柔软的部分”

，所以我才会如此倾心于他的作品。老前辈怀斯曼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我这样问他：“你没有感到过不安吗？用摄影机拍摄各种各样的人，并在影院公开展示，会不会担心伤害到被拍摄对象，而你自己也成为加害者？”

当时我没带笔记本，可能记得不准确，但我记得巨匠大概是这样回答的：“完全没有。首先我是得到同意才拍摄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同意，但他们一定是有什么理由才同意我拍的。就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说，还没有任何被拍摄对象的生活因我的摄影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你有这种经验吗？”

我向他吐露了拍摄《精神》时的经验，于是巨匠这样对我说：

“但实际上不是没有人以电影为理由自杀吗？就我的经验来看，拍电影不会导致被拍摄对象的状况发生变化。虽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原来如此。这答案很符合擅长与观众、被拍摄对象保持距离的怀斯曼风格。可能会有人觉得他“太洒脱了”

，但我担心被拍摄对象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家长作风，这意味着我没有完全尊重被拍摄对象的独立性和个人性。

只是，怀斯曼在回答的时候，并不是自信满满、一点犹豫都没有的，因为我感觉得出他的表情和声音里有

一些阴霾。这是我的推测，也许巨匠的心里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无论怎样，因为怀斯曼说“拍电影不会对被拍摄对象的人生产生任何影响”

，我也就在“自己是否成为加害者”

的烦恼中开始不断告诉自己拍摄的意义，并让我自己承认拍摄人“柔软的部分”

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