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一瞥
如果是怀斯曼的电影,可能就把桥本看着镜头说“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时候”
的这句台词和他的一瞥,在剪辑中删剪掉了。即使他判断“现在发生的事极其重要”
并把这一段留下,那也是带着一种“出于无奈”
的味道。因为对于怀斯曼的电影来说,看向镜头是一个“伤痕”
,代表着作品的不完美。
但我却主动且积极地想留下桥本看向镜头的画面。因为我认为这不会给作品造成损伤,反而会给作品带来更多深意。
这是我和怀斯曼在想法上一个很大的不同。我的想法不是凭空来的,也是有理由的。
拍摄第一部观察电影《选举》时,我带着想成为怀斯曼那样的透明人的心情开始了拍摄。英语里有个表达叫“停在墙上的苍蝇”
(flyonthewall),而我就真的如同一只苍蝇,粘在了选举事务所的墙壁上。所以剪辑过程中,我也像怀斯曼一样,极力排除看向镜头的视线。这个战略很成功,很多人看完电影后跟我说:“就像忍者
note"
src="
m。cmread。wfbrdnewbooks198211536428211oebpschapter74imagesnote。jpg"
data-der-atmosid="
5527c1c8ac93e08405538b49c9757805ff65a21308dc"
data-der-srcbackup="
imagesnote。jpg"
>#pageNote#0一样,完全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你怎么做到的?”
于是我开玩笑说:“忍法观察电影术”
,那时心里挺得意的。
但拍摄第二部的《精神》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反省了。因为我不管怎样努力变得透明,患者们还是会反过来对摄影机这头的我发问:“你为什么在这儿拍电影啊?”
拍
摄常年来往于“冈山合唱团”
的诗人菅野先生时,他不时地展示着一些哲学的人生道理,然后学电影导演大叫一声:“好!Cut!”
最后哈哈大笑。我的“忍法观察电影术”
在这里用不上了。
首先这些镜头作为电影的场面实在太有趣了,我不想把它们剪掉。仔细想想,患者们的这些举动,就好像一根钉子刺痛我,他们在对我警告:“不要以为你可以隔着玻璃坐在观众席上安安稳稳地旁观。”
第二章里也写过,我之所以无法安稳地坐在观众席上旁观,是因为我清楚自己总是在“正义的伙伴”
和“加害者”
之间摇摆。电影导演拍摄现实并将之公开,有时可能会改变现实本身。现实和导演不可能无关。
这点和深入非洲进行考察的文化人类学者类似,他们也总在矛盾:“我们现在记述的是‘未经手’的现实呢?还是因我们的存在而改变了的现实?”
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烦恼只是浪费时间,因为只要不是用藏好的摄影机偷拍,电影导演拍到的只可能是因摄影者的存在而改变了的现实,不可能是其他。
所以观察电影的“观察”
,必定是“参与观察”
这个意思。参与观察是文化人类学和宗教学里的用语,表示“观察者观察包括其自身存在的、自己正在参与的世界”
。也就是说,观察电影必然是要观察包括我这个创作者在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