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正义的伙伴?
“纪录片式的快乐”
有时候是通过窥视现实中人类“柔软的部分”
得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伴随着残酷的快乐。所以纪录片的创作者才要有觉悟,明白自己可能会伤害被拍摄的对象,成为一个加害者。
很多日本电影导演,在这种想法加剧之后,会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纪录片导演们是一群恶人,因为纪录片导演把摄影机对准那些对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一无所知的人,把他们想隐藏的和羞耻的事情原封不动地拍出来(“偷出来”
)。不,越隐藏就越嗅到色情的味道,于是什么都不加顾虑就把它展现在影院的大银幕上,暴露在公众眼前。也就是说,摄影机是一种类似凶器的暴力装置,导演是给被拍摄对象带来伤痕的加害者。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也有例外)。
实际上,原一男就把自己的纪录片制作比喻为“走上冥界邪道”
(《摄影机的超越》电影艺术社),佐藤真也写道:“所有的纪录片创作者,不管怎么扮演好人,本质上都还是恶人。”
(《纪录片的地平线》上卷,凯风社)
有意思的是,以迈克尔·摩尔为代表的大多数美国电影导演却正好抱着与之完全相反的信念,他们深信纪录片导演是正义的伙伴,因为他们在揭露社会的不正当和不公平,把这些东西通过巨大的银幕告知众人。他们可能
受到权力的审查和压迫,却不顾自身面临的危险,他们自豪并且果敢。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摄影机是锄强扶弱的武器,导演是社会的公仆。(当然美国导演中也有例外的,同时也有日本导演是这么想的。)
当然,这样说是有些过于简单了,总之美日之间是有这种不同的倾向。事实上,我去年在美国参加了一个纪录片导演和学者汇聚的研讨会,在会上,我介绍了原导演和佐藤导演的主张,结果大家好像很意外,都睁大了眼睛说:“这真是个有趣的想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