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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重返生活（第4页）

“花姐，你说这事和坝子哥道歉能不能解决啊？”

我问花姐这个问题，她骂我太幼稚，劝我离开昆明。

我摇摇头，说自己的身份信息坝子哥都知道，如果这件事不了结，我怕家里人受我连累。

花姐低着头想了一会儿，问她给坝子哥多少钱可以解决这个事？她这里有点钱，可以先借给我。

我拒绝了，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道歉不行，逃跑不行，投靠别的势力更不行，这三条路都断了，我还剩下唯一一条——自首。

混混有一点比较奇怪，嘴上互相说着兄弟，走投无路的时候相信的却是警察。但我还是担心一点：自首会不会被枪毙或者坐很多年的牢。

我和

花姐都不太懂法律方面的知识，她就说出钱找个律师咨询。我害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

接下来的三天，我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法律条文，了解到自己最多算个从犯，而且没有参与过核心犯罪，自首的话肯定能坦白从宽，被判刑也应该不会太长，说不定还能免于刑事处罚。

我决定自首。

出门时，花姐说要开车送我，我没有答应她。走到小区门口，我挥手拦下一辆出租，和司机说去警察局。

汽车发动机启动以后，我整个人也突然跟着颤抖起来，肩膀止不住地打冷颤，努力想要控制却没有办法。中途我无数次想要让司机停车，话卡在喉咙，牙根不停抽搐，根本没办法说出口。

听到司机说已经到警察局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下车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去，反而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可乐，几口喝完又买了一瓶。

我看着间隔十来米的警局，想要过去，脚却使不上劲。

我当时想：要是坝子哥他们的势力没了，我就没事了。这样的话，应该不需要我亲自上门，只要把笔记本交进去，再写一封匿名信就可以。

想通这点，我又赶紧拦辆出租车回去。

花姐见我这么快回来，愣了一会儿神，挤出笑容问我：“现在警察办事效率啷个高啊？”

我没心思回她的话，问她借了纸笔就坐在餐桌上开始写匿名信。

花姐见我这副模样，也不说话了，帮我揉

着肩膀，在我身后看着一个一个字从纸上冒出来。

匿名信不复杂，只是记录了我负责的线路情况：物资的种类和数量、运输的时间地点、对接人的姓名、具体的价格等。

我写了一个小时，用完四五页的白纸。再一次出门时，我没有慌张，神色很镇定。

我觉得这封匿名信加上笔记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事。

我重新来到警察局对面的便利店，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不能去交这个匿名信，得要找人替我送进去。

等了近20分钟，我看到有两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走过来。花了200块钱，让他们走到警局门口，交给执勤的警卫，说这是举报信就行了。那两小孩虽然眼馋钱，又有点害怕，问了我几遍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们没有，再说他们是初中生，谁会为难两个初中生呢？他们就信了。

眼看两个初中生走出五六米，我又叫住他们。当时我脑子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这事还是得自己来。

2010年5月13日，我走进昆明市公安局。

门口执勤室的警卫伸手拦住我，询问来历。我说自己是过来报案的，有很重要的线索和证据，需要当面和警察谈。

警卫审视我一番，没问具体的案件情况，递过来一张表格叫我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警卫拿起座机拨通号码，挂断后让我稍等。没等多久，有个女警官走进来，确认是我报案以后，便领

我往办公楼走。

在路上她问我：“我们这里是市公安局，只对刑事案件立案，民事纠纷和治安案件你得去派出所，这个了解吗？”

我说知道的。

她又问我：“你说自己知道很重要的线索，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我犹豫几秒钟，才回声：“是一些毒品的线索。”

女警官听完我的话停下脚步，转了个身，带我走向另一栋办公楼，边走边对我说：“那我直接带你去缉毒科吧。”

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每年缉毒警同贩毒分子斗争造成的人员伤亡众多，这直接导致市公安局内部的缉毒科逐年扩招人手补充。

因为吸毒案在这边十分普遍，公安局经常会接到电话或者知情人上门报案，所以对我的报案也习以为常。

我开始是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会谈室，有桌子椅子，空调开着，屋内很凉爽，对面坐着两个缉毒警，一老一少，是经验丰富的警官带着刚出警校的新人协同办案。

我坐下后，老警察还给我泡了杯茶，叫我不要紧张，知道什么说什么就行。

负责问话的是年轻警察，皮肤比较白嫩，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很直，在例行询问了姓名、籍贯、地址这些个人信息以后，问我：“说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吸毒？”

可能以前的报案人，大都是目击群众类型，提供的多是聚众吸毒窝点之类的线索，造成缉毒警下意识认为我也是举报这方面的事情

。

我坐在椅子上，屁股挪了挪，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水很烫，我又赶紧吐了回去。

老警察又一次叫我不要紧张，把想说的说出来就行，他们就是在第一线的缉毒警，肯定会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让我千万不要有顾虑。

我深吸了一口气，从我在昆明坝子哥手下做事开始说起，到被四爷逼着去往金三角，接着在金三角跟着猜叔混，再到逃回昆明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