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曼因斯坦注意到,她每次测试完,都会把m7的笼子整理一下,把垫料铺平,把食盆摆正。这些动作很细微,但她做得很认真。
莉娜是最年轻的,二十六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总是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她负责整合中德双方的数据,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她花了两周时间,把杨平团队过去三年的实验数据全部数字化,标注了时间、批次、操作人和质控标准。
“你们的原始数据保存得很好,”
她对奥古斯特说,“但metadata不够完整。比如这张esternb1ot,我知道是哪天做的,但不知道胶的浓度、电泳条件和显影时间。这些对可重复性很重要。”
奥古斯特挠了挠头:“我们以前没注意这些。”
“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每一项实验都按这个模板记录。”
她递过来一个exce1表格,里面有三十多个字段,从“实验日期”
到“室温湿度”
,一应俱全。
奥古斯特看着那个表格,不错,很认真。
“数据是科学的根基,”
莉娜推了推眼镜,“根基不牢,上面盖什么都没用。”
第一个月的合作,摩擦不断。
最大的分歧出在实验设计上。韦伯团队习惯先做大量预实验,摸索条件,再正式开展;负责这个项目的中国团队则倾向于快推进,边做边调整。两种风格碰撞在一起,会议室里经常吵得不可开交。
“你们这个方案,预实验不够,正式实验失败的风险太高,”
汉斯指着投影上的流程图说。
“我们没时间做三个月预实验,”
中国团队组长反驳,“病人等不起。”
“但失败的正式实验浪费的时间和资源更多。”
“我们过去三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成功率并不低。”
“那是运气,不是方法。”
杨平坐在旁边,没有说话。等他们吵完了,他才开口:“汉斯,你们的预实验,最短需要多久?”
“两个月,如果一切顺利。”
“能不能压缩到一个月?我们提供双倍的人手和设备。”
汉斯想了想:“可以,但条件是我要完全控制实验设计,你们只负责执行。”
“不行,”
杨平摇头,“实验设计必须双方共同决定。但执行上,你可以全权负责,我们配合。”
汉斯看了看韦伯,韦伯点了点头。
“好,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