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愉快。”
“打工愉快,”
曼因斯坦在旁边纠正,“韦伯教授坚持这个说法。”
拍摄在第三天结束。制片人把一份粗剪的片段给杨平看,问他有没有需要删除的内容。杨平看了一遍,画面很克制,没有煽情,没有渲染,只有数据、实验、背影,和一只猴子伸出的手。
“可以。”
“谢谢您的信任,”
制片人说,“这部片子预计明年春天在德国电视二台播出,我们会提前把最终版本给您确认。”
韦伯临走前,去康复训练室看了陈建国最后一眼。陈建国正在做步态训练,扶着助行器,一步一步地挪。韦伯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他走了多远?”
“从门口到窗户,大概十五米,”
李姐在旁边说,“用了二十分钟。”
韦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到走廊尽头,他又回头望了一眼。陈建国还在挪,一步,两步,三步,背影坚定。
很快,韦伯给杨平了一封邮件,附件是一份合作备忘录的草案,中文和英文双语。杨平打印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备忘录的标题很简单:《关于联合开展原细胞激活与外源性干细胞协同修复脊髓损伤的合作研究计划》。
他把备忘录递给曼因斯坦:“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曼因斯坦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韦伯的签名。
“没有问题,”
他说,“这很韦伯。”
“什么意思?”
“很严谨,很实事求是。”
杨平拿起笔,在韦伯的名字旁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的一个月,研究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状态。
韦伯的德国团队来了三个人:一个做干细胞培养的博士后,叫汉斯;一个做电生理的副教授,叫伊娃;还有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博士生,叫莉娜。他们带来了两箱试剂、一台便携式电生理记录设备,以及一整套韦伯实验室建立的三维培养protoco1。
汉斯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金,戴着眼镜,说话很快,英语带着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他第一天到实验室,就把自己关在细胞房里,待了六个小时,出来时对曼因斯坦说:“你们的co?培养箱温度波动有点大,我调了一下,现在稳定在37。2度了。”
曼因斯坦愣了一下:“你调了我们的培养箱?”
“对,我看了一下记录,过去两周温度在36。8到37。5之间波动,对干细胞不好。我换了一个温控模块,旧的放在桌上了,你们可以留着备用。”
曼因斯坦看着桌上那个拆下来的旧温控模块,哭笑不得。
伊娃则完全不同。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短,不苟言笑,说话慢条斯理。她负责电生理记录,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动物房,给m7做运动诱电位测试。她从不跟m7说话,但会给它带一颗葡萄,放在笼子旁边,测试完就走。m7似乎很喜欢她,每次她一来,就把手伸出来,但她从不握。
“我不跟实验动物建立情感联系,”
她解释说,“这是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