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威又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阿依江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杨威想了想。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想了想,而是真的在想——他想起了红山牧场那些老人的眼睛,想起了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想起了那个说“我给你磕头”
的大爷。他想起自己在非洲看到的那些难民,想起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然后他说:“因为那些牧民还在那儿。”
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没有任何煽情。它就是一句陈述,像“今天下雪了”
一样朴素。但阿依江听到的瞬间,愣住了。
她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但杨威看到了——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下午,杨威和张建疆没有在阿依江的办公室里多待一分钟。他们说走就走,直接开车去了红山牧场。
路确实烂。说它是路,都是抬举了。其实就是戈壁滩上压出来的两道车辙,被雪一盖,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坑。车子颠得像筛糠,张建疆死死抓着扶手,嘴里骂了一路——骂路,骂天气,骂杨威,骂自己脑子进水为什么要跟来。
“杨威!你是不是跟我有仇!我上辈子欠你的!”
张建疆的脑袋撞上车顶,疼得龇牙咧嘴。
杨威不说话,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雪光刺眼,他的眼角被晃出了泪,但他没眨。
开了三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几间土坯房。
那些房子蹲在雪地里,像一群瑟瑟抖的老人。土墙开裂,裂缝里塞着碎布和干草,试图挡住风,但风还是从每一个缝隙里钻进去。窗户上糊着塑料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凹下去,出呼嗒呼嗒的声响。屋顶压着石头,大的有脸盆那么大,小的也有西瓜大,怕被风掀翻。村口没有路牌,没有路灯,只有一根歪歪斜斜的电线杆,上面挂着一只不亮的灯泡。
杨威把车停在村口,下来一看,心凉了半截。
不是凉,是冻住了。
几个孩子蹲在墙根下,脸蛋冻得通红,鼻子上挂着清鼻涕,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从车上走下来的陌生人。他们穿着明显偏大的旧棉袄,袖口磨得白,手背上全是冻疮。最大的那个孩子大概七八岁,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两个人挤在一起取暖。
一个老人走过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领口处补了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布。帽子是羊皮的,歪戴在头上,露出花白的鬓角。他用生硬的汉语问:“你们找谁?”
杨威走上前,伸出手:“大爷,我们是来收羊的。”
老人愣了一下。他的表情变化很慢——先是困惑,然后是不信,最后是一种苦涩的、习惯性的苦笑。那种苦笑杨威见过,在非洲的难民营里,在那些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人脸上。
“收羊?”
老人摇摇头,把手缩进袖子里,“今年没人来收羊。我们的羊卖不出去。”
杨威心里一沉。那一声“没人来收羊”
像一块石头,砸在他心口上。
张建疆在旁边小声说:“你看,我说吧。这个地方——”
杨威没理他。他继续问:“大爷,你们有多少羊?”
“我家有八十多只。”
老人说,指了指远处的一个羊圈,“村里多的有上百只,少的也有二三十。加起来上万只,全压着。越压越瘦,越瘦越卖不出去,越卖不出去越没钱买饲料,越没饲料越瘦。死循环。”
他说“死循环”
三个字的时候,用的是标准的汉语,咬字很准。杨威后来才知道,这个老人叫哈布力,年轻时上过汉语学校,当过村里的会计,是红山牧场少有的能说流利汉语的人。
杨威看着那些土坯房,看着那些冻得通红的孩子,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沉默了很久。雪落在他的肩头上,落在他那件磨出线头的军大衣上,落在他的睫毛上。他没有动。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哈布力,声音很低,但很清晰:“大爷,能带我看看你们的羊吗?”
哈布力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往羊圈走。杨威跟在后面,踩着他踩出来的雪窝子。
羊圈是用铁丝网和木桩围起来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羊确实多,但都瘦——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毛色暗淡,眼神呆滞。草场退化,饲料不够,羊长不肥。地上撒着一把干草,黄得黑,羊都不太愿意吃。
杨威蹲下来,抓了一把饲料看了看,又凑近闻了闻。然后他走到一只羊旁边,摸了摸它的皮毛——粗糙,干涩,像摸一张砂纸。他又看了看羊的蹄子和牙齿,动作很熟练。
张建疆在旁边看着,有点意外。他不知道杨威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
杨威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草屑。
“建疆,”
他说,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你记一下。”
张建疆掏出本子,哈了口气,笔尖抵在纸上。
“第一,饲料问题。得找专家来看看,能不能改良草场,或者搭配精饲料。现在喂的这东西,连羊都不爱吃,怎么可能长肉?”
张建疆刷刷地记。
“第二,品种问题。”
杨威蹲下来,掰开一只羊的嘴看了看,“这羊的品种不行,长得慢,肉也不够好。你看这体型,出肉率太低。得引进好品种,用良种公羊配种,改良后代。”
张建疆继续记。
“第三,销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