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跳楼的教学楼还在。我站在天台边缘,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楼下银杏叶落了一地,金灿灿的,像无数枚小小的、凝固的火焰。
手机震动。是沈屿来的短信,只有一个链接。
我点开。
是“贷通”
app的全新版本界面截图。页标语换了:
【合法·透明·有温度】
下方小字:
“根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本产品已全面下线通讯录读取、人脸识别强制授权、非持牌催收外包等违规功能;年化利率实行‘三公示’:签约页屏、还款账单明细、客服语音播报;设立独立‘消费者权益响应中心’,48小时内必答,72小时内必处。”
最后一页,是用户协议修订说明。签署人栏,清清楚楚印着:
“技术合规负责人:沈屿”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第一责任人:林砚”
我盯着那行字,很久。
原来他早把我的名字,写进了他重建的秩序里。
——
听证会那天,阳光很好。
省高院金融审判庭,旁听席坐满了媒体、学者、消协代表,还有十几个曾被“贷通”
伤害过的普通人。陈默的母亲坐在第一排,穿着素净的墨蓝外套,手里攥着女儿的学生证复印件。
沈屿作为关键证人出庭。
他没穿西装,仍是那件深灰衬衫,袖口挽着。陈述时语平缓,没有辩解,只有事实:
“‘贷通’的初始模型,将‘地域’设为授信核心变量。云南、甘肃、贵州三省用户,基础授信额度自动下调65%——依据是所谓‘区域经济活跃度数据’,实则源于某咨询公司编造的、未经核实的‘县域信用画像’。”
“我们曾用真实农户贷款样本测试模型。当输入‘四川凉山,养牛户,年收入4。2万,无不良记录’,系统判定‘高风险’;输入‘杭州西湖,自由职业者,月入2万,信用卡逾期1次’,系统判定‘优质客群’。差异仅在于户籍地址。”
“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价值观的溃烂。”
法庭肃静。连翻页声都消失了。
轮到我出庭作证。
我走到证人席,没看沈屿,只面向审判长,声音清晰稳定:
“本案不是一起简单的行政违法案件。它是对‘金融为民’初心的叩问,是对‘技术中立’谎言的拆解,更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扞卫。”
我顿了顿,从公文包取出一本薄册,封皮是深蓝色,印着烫金小字:《金融监管一线执法手记(2o21-2o24)》。
“过去三年,我所在的稽查三处,累计核查网贷平台142家,现违规使用‘砍头息’模式的89家,擅自采集生物信息的76家,将催收外包给无资质第三方的1o3家……这些数字背后,是3726个被错误标记为‘失信人’的普通劳动者,是191个因此辍学的孩子,是87位因精神压迫选择轻生的生命。”
我翻开手记,指着其中一页——那是陈默的案例页,我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
“她不是数据流里的一个Id,不是风控模型中的一个异常点。她是陈默,爱读海子,会给流浪猫留牛奶,死前一周还在帮室友改毕业论文致谢词。她的消失,不该成为我们系统升级日志里一句‘用户流失率+o。o3%’。”
审判长轻轻点头。
休庭十分钟。
我走出法庭,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站定。阳光斜斜切进来,在地面铺开一道明亮的金线。沈屿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边,距离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松味,干净,克制,像冬日清晨的松林。
“林砚。”
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
我侧过脸。
他望着窗外,没看我:“结案后,我准备去凉山。那里有个‘新农贷’试点项目,需要懂风控也懂土地的人。教农民用区块链存证养殖数据,帮他们绕过中间商,直接对接银行授信模型。”
我点点头:“监管局也在推‘金融下乡’专项行动。下个月,第一批基层联络员就要派驻到十五个乡村振兴重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