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存在明显感染风险的病人,先分期控制感染,再讨论重建;不能为了追求一次手术完成,把病人往不可控的风险里推。
对于严重僵硬性后凸、融合块畸形、既往多节段固定失败的病人,截骨方式要根据畸形顶点、神经状态、骨质量、软组织条件、术者团队经验和中心救治能力综合选择。
需要做三柱截骨的,不是说谁胆子大谁就能上。
中心必须具备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充足备血、Icu救治、血管外科或胸外科支持,以及处理脑脊液漏、神经损伤、大出血等严重并症的能力。
“这条写得太保守了吧?”
台下有人忍不住问。
说话的是一个南方大中心的脊柱主任,手术做得很猛,在圈子里也是有名的。
“有些基层医院没有全套监测,难道就永远不能做?”
张凡看着他,没急着反驳。
“能不能做,不是一句共识决定的。”
他说,“但共识要告诉大家,什么情况是红线。你一个中心有自己的经验,有自己的团队,能把风险压住,那是你的本事。
可不能因为你能做,就让一个没有监测、没有备血、出了问题连转运都困难的地方,也觉得自己能做。
病人不是给我们练胆子的!”
会议厅里瞬间静了。
那位主任脸色变了变,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他心里清楚,张凡说得没错。
医学不是江湖。
你可以有绝招,但不能把绝招写成人人照着练的基本功。
随后,负责方法学的教授上台,公布了整个共识的形成过程。
来自国内二十七家中心、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十二位专家,参与了第一轮问题遴选。
系统检索覆盖中英文、日文文献,最后纳入四百八十六篇研究,其中多中心队列、长期随访研究、系统综述和高质量病例系列被单独评级。
八轮线上讨论,两轮匿名德尔菲投票,所有推荐意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一致后才进入正文。
对于争议大的问题,比如儿童和青少年早期融合失败后的二次矫形、老年骨质疏松病人的固定范围、术后长期抗骨质疏松治疗,不能形成强推荐的,全部明确标记为条件性建议或专家意见。
没有硬证据,就不装硬。
这句话,没有写进屏幕。
可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出来了。
接着,屏幕跳到了最后一页。
专家署名名单。
会议厅里,忽然安静得连翻资料的声音都没了。
第一位,是张凡。
这没有争议。
第二位,竟然是国际庄的一位做脊柱畸形多年的老教授。
第三位,更是让人想不到,不是大家熟悉的沪上大主任,也不是哪一位院士的学生。
而是山西晋北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会场后面,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猛地抬起头。
他脸本来就黑,常年在手术室和病房里熬出来的那种黑。此时脸上的表情却有点懵,像是突然有人告诉他,自己睡着的时候中了五百万。
这位主任就是前几天看到卫生网消息的那个人。
他原本没想参加。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一个地市医院的副主任,手术做得再多,也比不上人家顶级医院一个科室的名气。以前参加这种共识,最多让他填个表,或者干脆连表都收不到。
可这一次,他把自己医院十二年里四十七例复杂翻修病例全部整理出来了。
有完整影像,有术前功能状态,有术中失血、并症和至少五年的随访。
其中有十几例是矿区工人,有几个是农村老人。病人没法长期住在大城市,也没法做那种花费巨大、随访频率极高的康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