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继续说,“但她不会主动说。除非你让她觉得,说了也不会变成负担。”
奥尔菲斯没有回答,但他心里的某个位置被轻微地触动了一下。
弗雷德里克说的是苏珊,也像是在说他自己。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说他们之间一直存在但没有说破的一件事——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和“不承担什么”
的人说过话了。
接下来的几天,庄园里保持着一种安安静静的节奏。
奥尔菲斯的头痛依然会来,但他在白天的时间里已经能够更稳定地阅读和处理事务了。
他开始慢慢地把一些之前中断的计划重新拾起来。
像是把散落在桌面上的拼图一块一块地归拢到视野里。
弗雷德里克注意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奥尔菲斯现在会在茶话室里坐得更久一些,不是因为疲劳,而是因为他在想事情。
他的目光有时候会长时间地落在某一个点上——
窗外的树枝、墙上的裂缝、茶几上的水渍。
像是在顺着那些纹路慢慢走一段很远的路。
他不再急着在每一个间隙里抓一份文件来读,也不再急于向自己证明“我还能工作”
。
换做以前,他会把这个状态解读为“好转”
。
但现在他不太确定了。
他怀疑这是另外一种东西——
承认。
奥尔菲斯在承认自己的身体和以前不一样了。
承认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事都背在身上。
承认他需要重新选一条路,而不是继续沿着原来那条已经塌了一半的路走。
这不算“变好”
,但比变好更接近真实。
苏珊第二次和弗洛伦斯见面的时候,带了一张地图。
一张复印得很粗糙的香港街区图。
上面用铅笔圈了几个位置,旁边写着一些缩写和日期。
字迹很小,像是不打算给任何第二个人看的。
她把地图摊在桌面上,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个位置。
“你要找的那个记者,她不只是查档案馆。她还在找一个人。”
弗洛伦斯低头看着地图上那个被圈了两圈的位置。
“谁?”
“当然,我不知道名字。但她去了一趟新界的某个旧村子,问了些和本地居民无关的问题。
“那地方住的人不多,一个外人过去问话,村里人记得很清楚。她问的是一个姓氏——德罗斯。”
弗洛伦斯的手指在桌沿停住了。
“她没有多问,”
苏珊说,“只是确认了那个姓是不是在当地出现过。然后她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