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是几个村民临时起意,拦路要钱;有的形成了组织,有分工,有地盘,甚至有“规矩”
。
最严重的时候,有些省的长途客车不得不结伴而行,白天走,晚上歇,还要雇保安押车。
那时候的治安环境,跟现在是没法比的。
手机的普及、监控的普及、电子支付的普及,这三样东西,把路霸几乎消灭干净了。
你抢现金,可大家都不带现金了;你抢手机,手机有定位,一开机就能找到你;你抢东西,满大街的摄像头,跑都跑不掉。
可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没有。
你只能靠自己。靠运气。
好碰巧遇上一个稍微有点良心的劫匪,只求财不害命。
大军他们那次,算是运气好的。
至少人没事。我听大表哥后来讲过一个更惨的事:
有一年,一辆大巴在某个路段被拦下,劫匪把乘客赶下车,搜完钱还把所有人的身份证没收了。乘客报警,警察来了,劫匪早跑了。
可第二天,那辆车的司机就被打了——有人在他家门口等着,用铁棍敲断了司机的一条腿。
“司机是本地人,跑不掉的。”
大表哥说,
“劫匪也是本地人,他们认识。你报警,他们就能找到你。”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规则。不是法律,是拳头。
不是正义,是恐惧。
大军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在老家盖了楼房,再也没出去打过工。
他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舒坦。
有一年过年,我去他家拜年,喝了酒,又说起当年被抢的事。
他放下酒杯,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知道我后来想明白了什么?”
“什么?”
“那些劫匪,其实也是可怜人。”
大军说,
“他们要是能好好过日子,谁愿意干那个?提着脑袋赚钱,今天抢了明天说不定就被抓了,抓进去就是十年八年。一辈子就毁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他又喝了一口酒:
“我不是替他们开脱。抢我钱的人,我恨了一辈子。可我现在想想,那地方穷啊,穷山恶水,除了种地就是打工,打工还得路过自己家门口被人抢。你说这是什么日子?”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又说:
“上次我去县里办点事,在汽车站的厕所里,看见一个人。那个人蹲在角落里,头花白,脸上有一道疤,从眉梢拉到嘴角。
我想了好久,觉得他像当年的刀疤脸。
可我也不敢问,也没人认识他。他就那么蹲着,手里拿个搪瓷缸子,像是在等什么人,又像什么都没等。”
“你过去跟他说话了?”
“没有。”